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通過多種途徑轉化科技成果取得了顯著的成效，但總體情況並不樂觀，依然存在成果轉化率低、中試環節薄弱、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等問題。
（壹）科技成果多，但成果轉化率偏低
科技成果轉化率是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最直接的綜合性指標。但目前該指標缺乏壹致的統計口徑和明確的計算方法。在反映科技成果轉化的指標中，存在著科技成果應用率、推廣率、轉化率等多種概念，不僅名稱多樣，而且統計方法不盡壹致。目前相對壹致的觀點是：我國科技成果轉化率不高，遠低於發達國家水平。據統計，我國目前每年取得的科技成果超過4萬項，但科技成果轉化率約為25%，真正實現產業化的不足5%，與發達國家平均80%轉化率的差距甚遠（王順兵，2011）。全國平均水平專利實施率僅為30%，高等院校中七成以上的專利，包括許多原創型的新技術、新材料、新產品、新工藝，因為種種原因未能實施（王順兵，2011）。
從近年來公開發布的科技統計數據看，2004年以來，我國專利申請數量和技術市場成交額呈現持續增長的態勢，技術市場成交合同數則表現出波動特征，變化不明顯。通過對比國內外技術合同成交額，發現國內技術合同平均交易額仍遠低於國外引進技術合同的平均交易額，進壹步證實了科技成果轉化率低、轉化速度慢的現實。然而，國內科技成果轉化程度不高造成的危害是花費高昂的代價。國家花費大量經費支持的研發，成果並未得到充分應用，而是大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和設備，不但造成投資-收益嚴重偏低的局面，也不利於國內企業的自主創新和本國核心技術研發，限制了國內相關技術的研發、推廣和應用。另外，還往往由於引進技術不適應國情等原因，使引進的技術無法發揮有效作用，造成盲目引進技術、浪費國家財力的結果。
（二）中試環節薄弱
科技成果是人們通過對客觀世界改造而獲得的具有理論、實用價值的創造性勞動成果，但從根本上來講仍是知識形態表現的生產力，需要通過中試進行篩選、驗證、改進、完善實驗室成果或理論成果，消除各種不確定性才能解決知識形態的隱性生產力與產業化的現實生產力之間的矛盾（圖4-5）。另外，在科技成果尤其是高新技術實現轉化的過程中，具有很大的技術風險、市場風險、資金風險，需要中試環節的放大、檢驗、試制、試銷，解決在成果研發階段考慮不到或不全的問題，為實現產業化鋪平道路。可以說，成果由試驗室進入中試放大試驗是高新技術成果轉化為商品的關鍵環節。然而，目前我國科技成果的中試環節缺失，全國每年列入中試的重大成果不到全年重大成果的5%，科研單位和企業也因為中試放大的風險性而不願意承擔中試工作。研究者以完成科研成果為目標，忽略了對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開發；企業則希望拿到成熟的技術投入生產，或片面追求經濟利益，將實驗室成果直接進入工廠生產，使很多沒有想到的問題在工廠開工中暴露，最終導致成果轉化以失敗告終。
（三）風險投資機構不完善
風險投資來源於20世紀50年代的美國，成為解決科技成果產業化資金短缺的最關鍵、最有效的手段。我國雖然早在80年代中期就開始發展風險投資，如1985年9月，國務院正式批準了我國第壹家專營風險投資業務的金融機構：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1992年深圳風險投資基金成立，然而我國風險投資發展總體來說還是在起步階段，風險投資機制尚未完全建立與完善，資本市場發育不全，遠遠落後於西方發達國家，甚至還比不上周邊的壹些國家，風險投資在科技成果轉化中所起的作用並不明顯（萬金榮，2006）。綜合考察目前我國已轉化的科技成果中，靠風險投資的不足5%。可以說，風險投資已成為嚴重制約我國高新技術成果產業化的因素。此外，由於風險投資意識薄弱，缺乏風險防範機制，不少企業蒙受重大損失，導致部分企業傾向於短平快的項目開發，重大高新技術成果極少有人問津；對壹些轉化周期長，技術風險和市場風險大的項目，銀行的積極性也不高。因為傳統的商業銀行運行的基本原則是經營的安全性，而科技成果產業化最突出的三個特點就是高投入、高風險、高效益，由於資金的投入在科技成果產業化過程中，特別是在中試階段，需求量很大，傳統的商業銀行遠遠不能滿足科技成果產業化對資金的需求。金融機構貸款對科技活動支持作用與國外相比相距甚遠。民間資本由於沒有好的回報機制，投入科技成果轉化的資金很少。總體上看，風險投資機構不健全，運行機制不完善，運行環境不完備，成為我國風險投資資金匱乏、發展緩慢的重要原因。
圖4-5 中試環節示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