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國家調控微觀經濟的經濟基礎，
壹是以公有制為主體、國有經濟為主導、多種所有制形式並存為基礎；
二是以按勞分配為主體、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並存的分配制度為基礎。
(2)國家對微觀經濟的調控不僅是管理微觀經濟，而且作為占主導地位的國有產權的所有權主體，具有所有權主體的職能，對經濟的調控活動範圍廣，承擔的職能比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多。
(3)具有不發達國家經濟調整的特征。調整時，狀態:
壹是更加註重培育和完善市場，創造有利於企業發展的良好經濟環境；
第二，更加註重積極引進先進技術；
第三，應更加重視基礎設施建設，以提高社會福利；
第四，更加註重提高人口素質；
第五，更加註重防止汙染和保護生態平衡。1996美國大選前夕，華爾街的壹些基金經理特別緊張，因為他們認為克林頓或多爾會勝出，這將影響許多行業股票的漲跌。如克林頓的反吸煙立場，煙草股勢必遭受打擊；如果多爾爭取勝利的呼聲與日俱增，煙草股會逐漸變好。再比如克林頓傾向於和中國在貿易上達成協議，那麽紡織股就會受挫；即使克林頓連任，也有助於蘋果起死回生，因為他有推動美國兒童學習計算機的想法，而蘋果最大的優勢就是中、小、大學的市場份額。總之，如果克林頓連任，蘋果電腦和教育股會愛輝，醫藥股、紡織股、卷煙股會受挫。如果多爾獲勝，國防股、零售股和安全股將受益，而金融股、政府工程建設股和債券將受到影響。
這當然與兩位總統候選人的宏觀政策偏好有關。但據港財經作家林行止分析，雖然* * *和黨、民主黨在政綱上自吹自擂，利益訴求不同，但在經濟政策上都有“供給經濟學”的痕跡。眾所周知，“供給經濟學”曾在裏根時代盛極壹時，其理論基礎是拉弗曲線，即當稅率超過壹定水平時，稅收收入開始下降。因為稅率太高，個人和企業都失去了賺錢的動力。他們不工作也不投資，納稅的人更少。高稅率會產生低稅收效應。因此，壹些供給學派學者將二戰後英國的衰落和日本的崛起歸因於唐寧街和國際貿易和工業部稅收政策的不同取向。
盡管拉弗曲線的正確性爭議不休，但供給學派的本質是鼓勵企業家(尤其是中小企業家)的創造性，改善民營經濟的發展環境。所以民主黨雖然不像該黨的“供給派”那麽明顯(後者的減稅計劃很直白，主要是所得稅壹刀切減為15%)，但提出了很多非常實際的建議，比如每年給受薪工人壹個帶薪離職的特別假期；在鼓勵人力投資的前提下，可以減免高校學雜費和企業培訓員工的費用，等等。所有這些看似輕描淡寫的方案，實質上與上述供給學派刺激民營經濟發展的精神是壹致的。無論是爭取選票的手段，還是有所作為的野心，這些經濟政策取向無疑迎合了美國的現實。80年代末，美國經濟終於從日本手中奪得世界第壹。秘訣是什麽？其中壹個主要原因是企業家的創新精神被再次發揚光大，通過新產品的供給創造了自己的市場需求。比如當代世界最好的產品，個人電腦，就是喬布斯和蓋茨在沒有市場的時候開發的產品，然後為它創造市場。
在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初，創造市場標準的最傳奇的故事可能是索尼袖珍收音機。索尼總裁“異想天開”地想要創造壹種小到足以裝進襯衫口袋的袖珍收音機。然而幾經周折，已經降到極限的收音機依然無法放入正常的口袋。
最後，撤退的不是索尼，而是襯衫市場:因為索尼創造了新的商機，開始生產超大口袋的襯衫。
最能反過來詮釋索尼可貴精神的是松下電器。松下在設計、制造和全球銷售方面才華出眾，銷售額是索尼的5倍，比索尼多27年經驗。然而，人們並不認為它典型地體現了給日本帶來增長奇跡的企業家精神，因為松下只有模仿的智慧。例如，索尼生產了世界上第壹臺流行的錄像機“Beta Max”，松下意識到客戶實際上想要的是8小時的錄像機，而不是3小時的錄像機，於是制造了可以連續播放8小時的錄像機，並順勢主導了錄像機市場。
唯有如此，美國作家經濟學家喬治·吉爾德(George Gilder)認為，日本出口產品成功和受歡迎的根本原因在於索尼創造市場的精神。如果日本只采取松下的管理政策，只出口依賴日元貶值和政府補貼的世界其他地方設計的低價產品，全世界的民怨早就像火壹樣燃燒了。只有當索尼、卡西歐、雅馬哈等有創意的日本公司拿出各種令人眼花繚亂的新奇產品時，幾乎沒有人感到威脅；大多數美國人欽佩和欣賞它。袖珍收音機，微型電視，可以用來計算稅收和模仿長笛和吉他的計算器，數碼相機，工人立體聲耳機，可以縮小和放大的小型復印機，可以記錄時間和時間的收音機和錄像機，這些產品以前是不存在的，它們創造了新的市場，新的財富和新的樂趣。這些產品的供應幾乎可以說是壹種恩賜。它們引起人們意想不到的好感，帶來遠遠大於其價格的享受，滿足購買者從未感受過的願望，讓他們驚嘆不已。“當‘日本奇跡’出現時，很多人把它歸功於通商產業省和以大財團為首的‘日經聯合會’、‘日經聯合會’。然而，人們逐漸發現，無論這些計劃權力官僚機構對技術的發展趨勢預測得多麽好，都應該明智地避免“公雞謬誤”——“即日本的“朝陽”產業之所以從地平線上升起，主要是因為通商產業省在哭泣”。
更有甚者，已經發生了多起貿工部事後諸葛亮的事件。索尼是第壹家從美國購買晶體管技術的公司，但被國際貿易和工業部推遲了壹年。原因是:“如果晶體管有如此廣闊的前景，為什麽日立、松下和其他日本主要電氣公司沒有申請這項專利？”為什麽國際貿易和工業部把外匯和與引進這項技術有關的各種權利分配給壹個生產錄音機的小廠？“通商產業省在日本汽車工業的發展上也犯了同樣的錯誤。在20世紀50年代，國際貿易和工業部的幾位主要官員反對投資汽車工業，因為這意味著大量進口鋼鐵和石油這兩種日本最稀缺的資源。20世紀60年代，當日本開始試探性地向世界打開經濟大門時，通商產業省特別擔心日本模仿性的、分散的汽車工業——長期受到通商產業省制定的政策保護，不受外國競爭的壓力——會被通用汽車、福特等外國公司的巨輪碾壓。他們建議將日本10家汽車公司合並為兩家公司——日產和豐田，並建議任何新公司都不要生產四輪車。
幸運的是，日本企業家拒絕接受這種觀點。在通商產業省取消對汽車制造業的保護和補貼後，三菱首先與克萊斯勒達成協議，成為日本第三大汽車公司。通用還買下了五十鈴37%的股份，是原通商產業省要求並入三菱重工的。然而，最初生產“兩個輪子”(摩托車)的日本公司本田轉而生產四輪車，並很快聞名於世。以高增長為傲的亞洲經濟似乎正步履蹣跚。1996上半年，泰國出口僅增長7%，遠低於同期的27%；韓國經常項目赤字創93億美元新高，財政部長被迫下臺；新加坡受到美國半導體需求萎縮的影響，出口增長下降。馬來西亞和泰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可能分別占GNP的10%和8%，與當年顛覆墨西哥經濟的赤字水平不相上下，於是悲觀主義者發現了類似金融危機的癥狀...
對此，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認為，亞洲新興經濟體失去了資本和勞動密集型的競爭優勢，卻壹時無法提高技術水平和生產率，因此經濟發展的步伐是紊亂的。事實上，亞洲各國和地區都在不遺余力地尋求技術和產業升級，積極發展石化、汽車、消費電子和半導體等產業。但專家指出，正是亞洲的出口導向型經濟模式對經濟形勢負有很大責任。以半導體產業為例，臺灣省和韓國壹心追趕日本，而印尼、泰國、馬來西亞都渴望成為下壹個韓國和臺灣省，所以爭相上馬。結果沒想到半導體需求銳減，導致價格暴跌60%，嚴重影響出口和經濟增長。
於是有人責怪亞洲的技術官僚高估了全球市場的需求，或者壹廂情願地認為美國和日本會放棄半導體等產業，另謀發展。但是，正如我們上面提到的，民營企業家的創新精神也許是這些國家和地區最缺乏的。在中國，關於微觀經濟問題的討論已經持續了很長時間，滬深兩市上市公司的情況也確實得到了驗證。a股公司1996上半年整體業績低於去年同期。其中，滬市平均每股稅後利潤下降14.15%，深市平均每股稅後利潤下降19.25%，滬深兩市1996中間虧損的公司有27家，占上市公司總數的7%，合計虧損5.5億元，同期虧損65438家。上海b股公司金泰公司中期每股僅賺0.02元，市盈率達到570多倍，打破b股市場紀錄。而且作為新上市的企業(不到壹年)，接近虧損，這在股市中也是非常少見的。更微妙的是，滬市稅後利潤低於0.10元的a股公司有95家，深市有62家，分別占上市公司總數的38.93%和36.42%。如果滑坡不被阻止，
是的，我們在選擇某些行業作為新壹輪的增長點，對重點企業增加貸款，發展高科技產業和產權改革方面采取了壹些措施和行動，取得了壹些成果。但如何鼓勵創業，尤其是中小企業創業，卻是乏善可陳。比如，如何為中小企業籌集風險投資？間接融資方面，國有銀行已經被大量壞賬困擾，貸款確實需要非常謹慎。這樣，如何解決民間信用問題就值得研究了。在杜伊斯堡大學講課的汪丁丁博士認為，中國民間信貸不僅對合適的利率非常敏感，而且依賴於中國人獨特的家庭關系，因此會遇到“信貸市場半徑”太小的問題。美國加州大學商學院教授孫迪在考察了溫州的民間信貸交易後，曾經和我談過這個問題。他對臺灣省的私人銀行進行了詳細的研究，認為應該進行客觀的分析。孫迪調查了臺灣省的許多大企業家，他們幾乎都承認，如果沒有銀行的幫助，很難有今天的局面。因為他們在創業的時候，也面臨著無法從國有銀行獲得貸款的困擾。復旦大學的張軍博士也受北京天則研究所的委托，到溫州進行了民間信貸交易的個案研究。我們希望這些研究成果能夠糾正我們之前的常識，拓寬我們的思路。
同樣，在直接融資資本市場，也有壹個對中小企業頗有幫助的櫃臺交易問題。1994最後，我們在日本采訪的時候，遇到了壹個證券報社的社長。他給了我們兩本報紙出版的關於櫃臺交易的書，認為大力發展櫃臺交易是日本證券市場走出低迷的法寶。他說的可能很嚴重，但是櫃臺交易對中小企業幫助很大是不爭的事實。原因很簡單。壹般中小企業很難達到集中交易的上市標準，而櫃臺交易的標準相對較低，可以節省中小企業創業資金的燃眉之急。到5月底1996，美國場外市場上市的股票有5500只，遠遠超過集中交易上市的2000只。當然，場外交易需要健全的監管，臺灣省也有過類似的教訓。但在6月1994，165438+10月，臺灣省場外市場重組改造後，情況大為改觀。截至8月底1996，場外公司數量由11增至66家，場外資金總額由數百億元增至2380億元，開戶數。預計到1997年末，上市公司數量將達到180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