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省昆明市公安局戒毒所民警杜培武因故意殺人罪於1999年2月5日被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壹審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999年10月20日被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以故意殺人罪終審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2000年7月6日又被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改判無罪,當庭釋放。7月11日昆明市公安局以昆公監發(2002)12號文件恢復杜培武於2000年3月7日被開除的公職,同時杜培武的黨籍及工資福利待遇也得到恢復。 案發 杜培武,山東聊城人,生於1967年5月,1985年9月考入雲南公安高等專科學校刑偵專業學習,1988年7月畢業分配到民航雲南公安局工作,1994年和王曉湘結婚,後調到昆明市公安局強制戒毒所工作,直到1998年4月22日身陷囹圄。 1998年4月20日晚約20時左右,在昆明市海埂,王曉湘與王俊波同乘壹輛號牌為雲O·A0455的警用微型而包車,碰到犯罪團夥楊天勇、楊明才、滕典東3人駕駛壹輛微型面包車出來尋找作案目標。楊天勇等人發現“二王”及警車後,就冒充緝毒警察用手銬銬住“二王”手腕實施搶劫,稍後用搶得的王俊波配槍(七七式,槍號1605825)將“二王”殺死,然後楊天勇駕駛這輛警車開到昆明動物園北門附近扔掉逃匿。 當夜杜培武多次呼妻子王曉湘,但始終沒有回音。這種情況引起杜培武的疑懼。次日,即21日,杜培武無心上班,便請假到昆明尋找妻子(杜培武上班所在地距昆明市區約30公裏),奔走了壹整天,依舊沒有消息。2日下午,杜培武被昆明市公安局刑事偵查支隊三大隊誘捕。 逼供 杜培武被誘捕後,被送到昆明市公安局刑事偵_支隊,幾名民警搜身後把他帶到支隊四樓的壹間大辦公室,讓他坐在那裏壹直坐到下午5點,才把他交給專案組。 在專案組,杜培武被反復訊問4月20日的活動情況,接著3天3夜不讓他睡覺以交代問題。從4月22日下午到5月2日連續10天被留置訊問。其間,身為警察的杜培武多次向辦案民警索要留置他的法律手續,但對方只給了他壹張《傳喚證》。 杜培武說,壹張傳喚證最多只能留置我12個小時,妳們卻關我10個晝夜,又拿不出其他法律手續,憑什麽還要扣押我?辦案人員竟然說:“想扣妳,就扣妳,要什麽法律手續?”在被扣押審_期間,杜培武才從辦案民警口裏得知王曉湘和王俊波被人槍殺的事。 審查10天以後,因為案情沒有多大進展,辦案人員只好將杜培武送到其單位昆明市強制戒毒所變相關押。與此同時,專案組內查外調的工作卻壹刻也沒有放松。由於杜培武作為殺人嫌疑人有諸多疑點,且無直接證據。 因此,警方動用了建國以來雲南省最為先進的刑偵科技手段,從警犬、測謊儀、拉曼測試(射擊殘留物檢測)到泥土礦物質含量微量元素測定分析等。至於傳統的、常規偵破手段就更不用說了。除去上述刑偵手段外,壹些部門使用了刑訊逼供手段(從杜培武手腕上的凹陷形傷痕和被打爛的衣服及他寫的《刑訊逼供控告書》中可見)。在人的意誌無法忍受的心理、生理痛苦等強大壓力之下,杜培武只好承認自己殺人犯罪,並“講述”了壹整套騙槍殺人的“情節”。 壹審 1998年12月17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杜培武故意殺人案”。開庭不久杜培武就向法庭展示他手腕、膝蓋及腳上被辦案人員打他留下的傷痕,當庭控告辦案人員對其進行刑訊逼供,並要求公訴人出示駐所檢察官7月29日在看守所為他拍下的可證明他遭受刑訊逼供的傷情照片,但未得到理睬。杜培武的辯護律師也為他作無罪辯護,並拋出了四個問題。 劉胡樂(杜培武辯護律師) 1. 杜培武口供是在刑訊逼供的情況下取得的。 2. 沒有證據可以證明被告人杜培武具備故意殺人的主觀動機。 3. 沒有證據能夠證明杜培武實施了故意殺人行為。 4. 本案中需要證據說明的壹些情況,確沒有任何證據說明,可見本案基本事實不清。 面對律師提出的問題,公訴人提出需要休庭補充取證,於是壹審的第壹次庭審宣布休庭。 1999年1月15日本案再次開庭審理。為了引起法官的註意,這回杜培武悄悄地將他在遭受刑訊逼供時被打爛的壹套衣服藏在腰部。開庭不久,他再次提出刑訊逼供的問題, 還使 出了最後壹招:當著包括法官、公訴人、律師及幾百名旁聽者的面扯出被打爛的衣服證明他曾經遭到刑訊逼供,證明他過去的有罪供述均是被迫的因而依據法律是無效的,但他所做的這壹切被法庭漠視。 1999年2月5日,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壹審以杜培武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杜培武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二審 出於求生的本能,杜培武於1999年3月8日向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以“殺人動機無證據證實;刑訊逼供違法辦案;本案證據不足,疑點重重”為由希望省高院認真審查,不要草菅人命。4月6日,辯護律師劉胡樂、楊松向雲南省高院提出《二審辯護詞》針對壹審法院作出的判決針鋒相對地予以辯駁。 1999年10月20日,雲南高院“刀下留人”,終審改判杜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杜培武隨後被投入雲南省第壹監獄服刑。 我壹個無辜的家庭,壹半毀在罪犯的手裏,壹半毀在司法腐敗的手裏。蒙冤之後,卻要把洗脫罪名的希望寄托在真兇的身上,這是多麽的可悲。——杜培武1998年8月6日的遺書 真兇出現 2000年6月17日,昆明市公安機關破獲以鐵路警察楊天勇為首的特大殺人團夥案。當楊天勇的保險櫃被打開後,此前辦理杜培武案件的有關人員頓時驚得目瞪口呆,致“二王”死命的那把“七七”式手槍,赫然躺在楊天勇的保險櫃裏!至此,杜培武的冤屈徹底洗刷幹凈。 楊天勇 2000年7月6日又被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再審改判無罪,當庭釋放。7月11日昆明市公安局以昆公監發(2002)12號文件恢復杜培武於2000年3月7日被開除的公職,同時杜培武的黨籍及工資福利待遇也得到恢復。 後記 杜培武案, 引起了各方面的極大關註。雲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陳令華指出,杜培武案是典型的刑訊逼供案例,司法部門應從此案中舉壹反三,深刻吸取教訓,努力提高司法人員法律素質和思想素質, 不斷推進我國依法治國的進程 。 為防止此類冤假錯案再發生,雲南省公安廳設立了6道防線。 1.采取留置盤問、刑事拘留、拘傳、傳喚等措施時,公安民警必須嚴格按照法律規定執行,辦案單位負責人和法制部門負責人要作為此項工作的責任人。 2.審訊犯罪嫌疑人必須有兩名以上民警參加,在場民警不制止刑訊逼供的要負連帶責任。 3.民警審訊嫌疑人的場所,必須在醒目位置寫上“禁止刑訊逼供”的警示標語。 4.凡是新入監管場所的人員,必須進行體表檢查,發現刑訊逼供嫌疑應立即報告。 5.開展防止刑訊逼供民主生活會,對各方面刑訊逼供的舉報,及時處理。 6.從嚴治警,嚴格執法。對已發生的刑訊逼供案件,必須依法及時查處。 而在杜培武案中參與刑訊逼供的民警, 也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2001年8月3日,昆明市五華區人民法院以刑訊逼供罪。分別判處昆明市公安局刑偵支隊原政委秦伯聯、隊長寧興華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有期徒刑1年零6個月緩刑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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