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作為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國家，反黑除惡鬥爭壹直受到黨和國家的高度重視，黨中央、國務院精心部署多次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以『打黑除惡』為主要內容的嚴打整治鬥爭，搗毀了許多稱霸壹方、作惡多端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但是，應當看到僅僅靠壹個接壹個『嚴打』行動是不夠的，必須建立完善我國的『反黑』法律體系。長期以來，我國原《刑法》中雖然規定了『***同』、『集團』犯罪條款，但對『黑社會犯罪』卻沒有明確規定，隨著黑社會性質犯罪的悄然出現，其發展在有呈現瘟疫蔓延的態勢，造成刑法規定相對滯後，有鑒於此，我國於修訂後的《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專門規定了懲罰黑社會性質組織與犯罪活動的條款，壹舉解決了多年來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無明文規定』的弊端。
2002年4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七次會議討論通過的《關於〈中華人民***和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壹款的解釋》符合立法原意，對司法機關適用刑法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活動起了很好的指導作用。
但是，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現行《刑法》對黑社會性質犯罪規定並非盡善盡美，相反仍存在壹些亟待完善和改進的地方。筆者認為，根據黑社會性質犯罪的特征及世界各國為嚴厲打擊『涉黑』犯罪的通行做法，應當在《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規定的黑社會性質犯罪處罰中增設財產刑，以從重從嚴打擊黑社會性質的犯罪活動。
壹、黑社會性質犯罪和壹切侵犯財產犯罪壹樣，其最根本的目的是為了獲取巨額非法經濟利益。
何為黑社會性質組織？『黑社會性質組織』，是指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 ，有組織地進行違法犯罪活動， 稱霸壹方， 為非作惡， 欺壓、殘害群眾，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的違法犯罪組織。根據2002年4月28日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立法解釋，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第壹款規定的『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應當同時具備以下特征：（壹）形成較穩定的犯罪組織，人數較多，有明確的組織者、領導者，骨乾成員基本固定；（二）有組織地通過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其他手段獲取經濟利益，具有壹定的經濟實力，以支持該組織的活動；（三）以暴力、威脅或者其他手段，有組織地多次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為非作惡，欺壓、殘害群眾；（四）通過實施違法犯罪活動，或者利用國家工作人員的包庇或者縱容，稱霸壹方，在壹定區域或者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響，嚴重破壞經濟、社會生活秩序。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壹般表現為獨霸壹方，欺壓、殘害群眾，他們有的包娼包賭，有的從事綁架、偷渡、搶劫、強迫交易或敲詐勒索，更有甚者走私毒品、軍火進行跨國犯罪活動，其目的不外乎為了牟取巨額非法經濟利益。黑社會性質的組織壹般都有壹定的經濟基礎，有的甚至擁有『合法』的公司、企業，其成員均可以從組織中獲取較固定的收入。
不論黑社會性質的組織是通過違法犯罪活動還是通過正常經營活動獲取經濟利益，不論其經濟實力是較為雄厚還是較為薄弱，只要將其獲得的經濟利益用以支持該組織的活動，就可以認定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特征之壹。
福建寧德市以陳向其為首的犯罪團夥，漳州市以呂其太為首的犯罪集團，龍巖市以林文金、胡武龍為首的兩個犯罪團夥，其首要分子均是刑滿釋放人員或解除勞教人員。他們以此作為逞兇的資本，糾集本地和外來不法青少年為幫兇，發展骨乾分子，少則十幾人，多則二三十人，形成各自的地盤和勢力範圍。呂其太犯罪集團成員23人，由13名骨乾成員按9個『股東』集資8萬元，形成股份制『公司』。『公司』賬目、貨物運輸、打人抓人、疏通關系等都有專人負責，集團成員分頭包辦各村鎮乃至外縣、區的竹筍、豬皮、液化氣等壟斷經營。他們還建立相應的經濟保障制度，明確規定因『公司』事務造成個人財物損失或身體傷害以及打通關節所需的壹切費用，均由『公司』實報實銷。在嚴密組織下，該團夥從強買強賣迅速發展到公然打、砸、搶，開設賭場，手段十分兇殘，受害群眾近萬人。 福清市林輝建犯罪團夥從1999年到2000年3月，在福清城關等地連續持槍入室搶劫作案8起，案值100余萬元。
隨著對外開放的不斷擴大，涉外、涉港澳臺的黑惡勢力與境內黑惡勢力相互勾結，實施綁架、敲詐勒索、組織偷渡等犯罪活動，時有發生。壹些境外黑社會犯罪分子以商人等身份為掩護入內地作案，具有很大的隱蔽性。境內外黑惡勢力相互勾結，聯手作案大都以外商、僑屬、企業家等為作案目標，以綁架、搶劫、敲詐勒索等為主要形式，涉案金額很大，影響十分惡劣。這類案件以沿海地區為主，並逐步向內地蔓延。
從上述案例中不難看出，黑社會性質犯罪所侵犯的客體不僅是社會治安管理秩序，它還嚴重破壞了社會經濟秩序，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黑社會性質犯罪也是壹種特殊的財產型犯罪，我國刑法對其他財產型犯罪已普遍規定了財產刑如罰金、沒收財產，但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卻沒有這方面的規定。因此，只有對黑社會性質犯罪增設財產刑，才能直接打擊其犯罪目的，從而使刑法的規定更具有針對性。
二、只有增設財產刑才能從根本上杜絕黑社會性質犯罪的再生基礎。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壹般都具有壹定的經濟實力，他們往往利用其自身的經濟實力籠絡、招募社會閑散人員為其賣命，或通過行賄等手段拉攏腐蝕黨政乾部，尋求保護傘，然後通過壹系列的犯罪活動充實、壯大組織的經濟實力，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這壹過程就是黑社會性質犯罪組織的『以黑促商、以商養黑』不斷循環往復的過程，在這壹過程中，黑社會性質組織就像滾雪球壹樣越滾越大，因此黑社會性質組織自身有其極強的再生能力，如果僅對其組織領導者和骨乾分子的具體犯罪行為進行懲罰，而不對黑社會集團和個人的非法財產予以沒收，只能導致該犯罪組織領導人的組織者在人選上的更新換代，很難從根本上將其鏟除。惡意壟斷，欺行霸市，是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壹個重要特點。從查辦案件情況看，許多黑惡勢力都在向經濟領域滲透，他們采取『劃片管轄』、強行送貨、限制同行經營等方式，壟斷市場，斂取不義之財。為達到壟斷經營的目的，對不聽『勸告』的，輕則恐嚇、威脅，重則進行毆打，甚至行兇殺人。在暴力開道下，形成了壹批『菜霸』、『魚霸』、『砂霸』。沈陽市黑社會性質犯罪頭目劉湧的發跡史就是壹部通過『以黑促商、以商養黑』從而非法致富的發家史。從1995年起，劉湧為了壟斷沈陽市場上黃山牌香煙的經營權多次指使手下對那些凡是違抗命令經營黃山牌香煙的老板進行搶、砸，並將壹名煙老板活活打死，1999年後，劉湧胃口更大，成立了壹家房地產公司開始轉向房地產業，他只要看中哪塊地皮就會采取各種暴力手段竭力弄到手，對於膽敢和他競爭的其他房地產開發商，劉湧先是派手下人先進行威脅和搔擾，如果對方還不肯就範，便出動打手光天化日之下砸毀其施工現場，甚至綁架、毒打這些開發商。劉湧還通過巨額行賄，不付利息等違規手段從金融機構獲得上億元貸款，從而基本壟斷了沈陽市黃金商業區的房地產開發。就這樣，劉湧以嚴密武裝組織作保障，以殘忍手段打壓競爭對手，用犯罪行為壟斷市場，為其房地產開發公司聚斂了巨額財富，使他領導的黑社會犯罪組織由十幾人發展以上百人，成為稱霸壹方犯罪集團。對於此案，如果僅對劉湧及其骨乾分子的具體罪行進行宣判而不對犯罪集團所擁有的巨額財產進行清理——查處後依法沒收其非法所得，勢必會造成 壹集團的其他成員成為這些非法財產的繼承者，從而為黑社會組織的再生提供豐厚的土壤條件。可見，只有對黑社會性質犯罪增設財產刑才能從源頭上杜絕被摧毀的黑社會組織死灰復燃，從而達到標本兼治的目的。
三、設立財產刑是世界各國『反黑』刑事立法的普遍規定。罰金、沒收財產作為壹種財產附加刑已被世界各國和地區的刑事立法廣泛使用。我國修訂後的《刑法》也擴大了罰金、沒收財產的適用範圍，更好地適應我國現階段打擊各種刑事犯罪的需要。合理地使用財產刑，能達到讓犯罪分子意識到『犯罪劃不來』，對於懲治犯罪特別是預防和減少犯罪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其帶來的社會效果是顯而易見的。在打擊黑社會性質犯罪的鬥爭中，世界各國及地區無論是大陸法系還是英美法系，『反黑』立法都普遍采用罰金、沒收財產這些財產刑。如意大利的《特別法令》第三百零六條規定：黑手黨經判刑時若無法說明所得金錢、物品、資產的來源，或其對於財產的支配顯然與收入不成比例時應予以沒收。美國聯邦政府通過的《有組織犯罪控制法》中就規定了對黑社會犯罪處以高額罰金，並沒收犯罪全部所得。其他國家如德國、法國、澳大利亞等國的法律也都有類似規定。我國《刑法》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既沒有規定財產刑，也沒有規定對其不能說明來源的財產如何處置，這樣，我國《刑法》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刑罰規定因其針對性欠缺而影響從重從嚴打擊之效果。
綜上，我國《刑法》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未規定財產刑是壹個疏漏，建議刑法第二百九十四條應補充規定對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處以高額罰金，並且為了體現從重從嚴打擊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罰金則應依照犯罪分子財產價值的總額判處，而不限於司法機關查明的犯罪數額；同時，還應規定依法沒收其全部非法所得，以徹底斷絕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的經濟命脈，從根本上遏制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犯罪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