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仁政學說”是由孔子的“德政”提升而來的，在孟子看來實施“仁政”在戰爭動蕩時期能達到“王天下”的目的，當然這壹“學說”也沒有最終實現。然則何以儒學“仁政思想”又經久不衰？“仁政學說”的道德含義，正是孔孟之學經千年而不滅的原因之壹。在壹統太平時期實行“仁政”能出現治世，治世在百姓的眼裏，即是好皇帝施行仁政的結果，而亂世則是暴君帶來的惡果，皇帝的好壞即誰勤於政事，替天下蒼生著想，布惠天下，行仁政。在中國整個歷史長河中，人治始終占據了重要的地位，而人治的好壞直接表現便是道德的評判標準，孟子的仁學便只是對執政者如何要求，其具體施政內容也多為壹些大而化之的東西，沒有具體的規範與教條，仁義禮智，雖強調個人的修身，卻正好是對個品德的修養，而不是對法律、法治的把握，道德與政治的合二為壹，便產生了人治方面的弊端，對官員的執政公平與公正，依法與道德的差別則偏向道德的要求，《雲夢秦簡》《語書》中曾壹再強調“依法”，說明在我國專制早期，曾有壹個好的開頭，但卻沒有被繼承與發揚，畢竟道德對人性來說，更顯眼也更容易讓人理解。而這正是孟子仁政學說的後果，雖然不全是孟子的功勞，但其始作蛹卻不容回避，法制排除道德上的幹擾，而儒學又千方百計把道德作為其壹個重要內容，人治很容易以道德為治國的依據，《春秋》決獄本身就是對法律的破壞，對時代的壹種靜止理解，所以汲黯對漢武帝有“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的言論，道德的評判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與掩飾性，法律講求唯壹性和公平性，道德卻參與了人的感情與同情，這也是孟子人性善論的基點。
“仁”與政結合便是“仁政”，主體偏向於政治範疇；與禮、義、智結合則是個人修養問題，更多的屬於道德範疇，而道德是個人自願的行為而不具備強制性。德治與仁政，在孔子和孟子看來都是以個人修養為前提的，如果能落在實處，而不流於形式，當然有它的作用。今天治國又何嘗不是如此，我們黨有壹系列的原則、綱領、宗旨，如果這些都能真正貫徹，當然利國利民，而壹旦出於形式，便壹無足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