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人能否在歷史上留名,往往是很偶然的。比如這個王茂蔭,他生活在道光、鹹豐、同治三個朝代,曾經是戶部右侍郎,主管錢塘事務,是地道的“省部級”。但歷代“省部級”如此之多,歷史上可以記載的有幾個。幸運的是,王茂蔭的名字出現在馬克思的著作中。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到680多人,唯壹來自中國的是王茂蔭。雖然他的名字沒有出現在《資本論》的正文中,只是記錄在筆記中。
王茂銀
王茂銀,安徽歙縣人。字春年,子懷。道光十二年(1832),進士。他是清代的貨幣理論家,主管禦史,戶部右侍郎,兵部、官員、工部侍郎。
鹹豐元年(1851),太平天國起義,財政危機加劇。當時有各種想法,比如鑄造大額貨幣,無限制發行不可兌換紙幣。事實上,他們都主張用通貨膨脹來緩解金融危機。王茂蔭寫了壹本書,名為《法律對紙幣的貼現》,提出發行可兌現的銀行券,並提出“紙幣的數量以1000萬和200萬為限”。要使紙幣流通順暢,就必須重視和防止無限發行紙幣帶來的通貨膨脹弊端,做到“不勞民傷財”而“利國利民”而被駁倒。
鹹豐三年(1853),針對肅順提出的“當壹百、當五百、當壹千”的鑄幣(所謂鑄大錢,是指硬幣的體和重增加了,而硬幣的面額價值增加得更多,這就使得銅幣的票面價值遠遠超過了其本身金屬材料的價值。),對《論大貨幣折扣》,進行了嚴厲的反駁,指出:“功能決定貨幣的價值,而不是東西的價值。錢是壹千,人不敢想是壹百;東西值壹百塊錢,人家也不能以為是幾千。”如果壹個賣國賊用四兩銅錢鑄造兩大筆錢,也就是付壹兩官銀,國家就虧了。“鑄造大筆資金必然導致物價上漲。同年3月,鹹豐準增加了大量“當百、當五百、當千”的貨幣,造成了流通上的極大混亂,而上述未兌現的“寶鈔”使通貨膨脹雪上加霜。
鹹豐四年(1854),鑒於清政府發行的官鈔和珍鈔嚴重貶值,市場極為混亂。第三,《鈔法貼現再議》出版,實際上是他改革幣制,緩解危機的第二個方案。該方案提出了四項補救措施,集中在壹點上,即堅持將非現金官票、寶票改為現金票,反對鑄造百、千等大額貨幣的主張,努力制止現金繼續發行非現金票的勢頭,制止通貨膨脹,挽救紙幣信用。
結果得罪了鹹豐帝。“商務部的王茂蔭,在專利商的話裏只知道褻瀆,卻不問國事。這是壹件大事。要求嚴格討論感謝世界,尤其大膽。妳欺負我,怎麽逃出我的山洞?”意思是王茂蔭只顧商人利益,把皇帝利益放在壹邊。實在是太不關心國家大事了。尤其是王茂蔭居然又提出什麽修改方案,簡直膽大包天!最有意思的是最後壹句。說白了,妳把我當傻子。我看不到妳在想什麽!
這些奏折被當時的俄羅斯駐北京使團的巴拉迪收錄在1857出版的《俄羅斯駐北京使團工作人員作品集》中。1858年,德國人卡爾·銀鈴和f·a·梅克倫堡將巴拉迪的《俄羅斯駐華使團工作人員文集》翻譯成德文出版,並改名為《俄羅斯駐華使館工作人員文集》。正是在讀了這本書之後,馬克思註意到了王茂蔭和他的貨幣觀,並把它們寫進了《資本論》。這就是馬克思《資本論》第壹卷第壹篇第83號註中出現“王茂蔭”壹詞的原因。
在這份筆記中,馬克思寫道:“住房部右侍郎王茂蔭向皇帝呈上奏折,主張將官票和珍貴紙幣改為可兌換紙幣。在1854年4月的部長審議報告中受到嚴厲訓斥。他是否因此受到鞭打不得而知……”當然,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翻譯,“王茂蔭”壹詞的翻譯也是壹波三折。
眾所周知,陳其修是翻譯《資本論》全文的第壹人。之所以是全卷,是因為蔡爾康在陳其修之前的1899中曾經提到過《資本論》。1906,朱之鑫也引進了資本;1920費天驕也部分折算了資本。但是他們誰也沒有註意到“王茂銀”這個名字。直到1930陳其修翻譯了《資本論》全卷,才遇到了“王茂蔭”的問題。
馬克思原文中的“萬—毛—中”被陳其修翻譯成“萬—毛—中”,在當時日本人高的日文翻譯中又被翻譯成“王蒙陰”或“王蒙陰”。當然,陳其修對“萬茂蔭”並不滿意,於是在下面寫了壹段話:“我曾托朋友在清史館查過此人的原名,目前還沒有結果。這裏翻譯成“萬茂音”,以後我發現了會改正的。”
1936年,郭沫若讀陳其修譯的《資本論》,在清代編年史《東華續錄》中發現這樣壹段記載:“戶部右侍郎王茂蔭奏:鈔法不善,四條章程由他酌擬。並遭到士兵和人民的憎恨,要求嚴格討論。宗旨:王茂蔭作為清朝第二大臣,只關心商人,對國家不便,對商業有利的人,也附加規矩。他為什麽不關心國家大事?並求嚴議以謝天下。”
因此,郭沫若認定“萬茂蔭”應為“王茂蔭”。從此,《資本論》中真正出現了“王茂蔭”。在晚清渾濁的官場中,作為官僚隊伍中的壹員,王茂蔭也表現出了突出的廉潔自律。史記記載他:“性輕,缺乏情欲。在北京三十年後,他壹個人住在會館(即歙縣會館,現宣武門外)。王是安徽歙縣人。既然這簡單,粗布吃,酒席如。”“閑暇時,我用手卷自娛自樂。在北京三十年,我從來沒有帶家人來過。”作為壹個封建社會的“省部級”官僚,能夠做到這壹點,實在難能可貴。
王茂蔭的家訓也是他的遺言,有些話在今天仍有警示作用。現在我摘錄幾段:
“普通人的不良品行只是在經濟上的收益,所以做人壹定要從選擇開始。”
“看當下,雖視之為物,不知除非災厄,否則有消費之必要,取之過分。要趁現在,將來消除這個災難,所以這顆心才能放下。古語有雲:漏乳充饑,借酒解渴,不壹時飽,必死無疑。當時壹想,自然不敢拿。渴了不喝,就偷取泉水,熱度永不止。有誌者事竟成,壹定要盡力去保持,才能期待未來的好日子。我怕以後妳們這壹代人小家庭,大家庭,溫飽難。因此,記住這壹點很重要。”
這些話雖然對士大夫來說是老生常談,但卻是用心良苦,真實可信,也是他自己人生的寫照。
從另壹件告訴家人的事,可以看出王茂蔭對名利的淡泊。在封建社會,“坐轎子,娶小室,刻書稿”,即除了做官,娶小妾之外,印刷留書稿是士大夫的夢想。看看王茂蔭說的:“我的彈得稀。字雖未寫,卻煞費苦心,在時政利弊上確實壹針見血,讓後人看看,讓後人知道我是墻頭草,我的恩寵是奉承和榮耀所不及的。如果有壹天有人撞墻了,他們就不用把自己的觀點放在心裏了。他們可以盡力邀請田健做壹個好官員。但是可以壹家壹家傳下去,不能壹家壹家傳下去。不宜印刻,刻刻當務之急。”最後我補充了壹句:“刻書是我的惡。不管是誰總想寫書,總會有祖宗再出來,壹舉燒了。”
在“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理學氛圍中,很少有壹個士大夫把揚名立萬作為人生的最高追求,而王茂蔭能如此公開透明地看待人生。可是,歷史就是這麽奇怪,就是這樣壹個不願意留名的人,歷史永遠會牢牢記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