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徽商興起與興盛的原因分析
徽人從商的歷史由來已久，然而作為壹個整體，徽商萌芽於東晉，生長於唐宋，興盛於明清。具體說來，先有徽人從賈之風興起於明代的成化、弘治年間（1465-1505年），又因徽州商人經營有道，資本得以迅速積累，並在當時各種條件的推動下結成徽幫，逐漸發展成為全國十大商幫之壹。下面將對徽州商幫形成的原因進行具體分析。
（壹）徽人從賈之風興起的原因
徽州，晉時稱新安郡，宋宣和三年（1121年）改稱徽州。其地屬於典型的亞熱帶季風氣候，位於皖南山區，自然資源豐富，種類繁多。正如其民諺所言，“七山壹水壹分田、壹分道路和莊園”，徽州多山多水，耕地面積較少，且土壤多呈酸性，決定其地質不適應糧食作物的生長，反而適於茶葉、竹木等經濟作物的種植。而徽州“食糧必須由境外供給，土產物不能不和鄰近產米之區交換，山路崎嶇，陸行雖不便利，但新安江上木筏和小船通行無礙，足以供山區物資運輸的需要”[1]，距離全國大市場較近的地理優勢也為徽人從事商業貿易提供了有利的地形條件。此外，據記載，徽州自然災害較為頻繁，明代災害發生頻率大約是八年壹遇，清代則不足六年發生壹次，而徽州人口增長尤為迅速，使得徽人不得不以經商以謀求生計。這些皆為徽人從賈提供了客觀條件。
徽人從商之風的興起，不僅是因為其獨特的地理環境，還有著深刻的人文和社會緣由。徽民向來勤勞，不辭勞苦，經商容易致富。自宋朝之後，有著“東南鄒魯”、“理學之邦”之稱的徽州倍受人們關註；朱子理學和陽明心學勃發，這也導致了徽人對仕途的渴望。正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徽人唯有從事經商這壹厚利之“末”業才能支撐其“本”業，為了“業儒”需要，徽民也往往選擇經商之路。此外，“因為徽州的耕地有限，地價極貴，單靠兼並土地這壹手段很難滿足豪門大族的奢侈生活之需，於是經營商業也成為他們擴大財源的壹個重要途徑”[2]。
除了有經商的動機，當時的政策也為其事商提供了有利的條件。張居正實行壹條鞭法，地租大多由實物轉為貨幣，這就大大促進了商品流通及社會商品經濟的發展，進壹步推動了全國長途販運業的發展。明中葉對食鹽實行“開中折色法”，有著兩淮鹽場之地利的徽商漸漸排擠了山陜商人，於成化、弘治之際取得了食鹽銷售的壟斷權。“明代的兩淮鹽利最大，徽商在兩淮鹽業中取得優勢後，便迅速擴充了財力。他們或在經營鹽業的同時兼營其他商業，或支持其親友同鄉從事各種商業活動。這對徽州商幫的形成與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3]。此外，徽人鄉土宗族觀念較重，不僅要依靠經商投資族人教育，在外經商者往往依靠宗族關系結成整體便於互相照顧及增強競爭力，這也成為徽人由零散生意的個體凝聚成為壹個整體商幫的原因之壹。
（二）徽州商幫的形成原因
徽人經商之風既已形成，在明清時期特殊的歷史背景下，徽州商幫於成化、弘治年間逐漸興起，並且不斷壯大，最終成為影響深遠的中國十大商幫之壹。具體說來，徽州商幫的形成原因有三個方面。首先，明清時期社會較為穩定，商品經濟有了長足的發展，商業資本開始膨脹。這壹時期，在中國的部分地區部分行業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這同時也刺激了商業貿易的繁榮。其次，成化、弘治年間徽人從賈形成風氣，並有了足夠的富商成為其中堅力量。再次，全國商業競爭加劇，山陜等商人紛紛結成商幫，這使得徽州商人意識到有必要結成商幫團體以增強競爭力。最後，徽州厚重的鄉土和宗族觀念深入人心，壹人從商往往眾多同鄉人追隨，更容易結成商幫。
徽商興起後，其對市場規律的準確把握，加上廣泛的經營項目，多樣的經營方式，使得其在全國的商業競爭中迅速占據了優勢地位。而明清時期全國十壹大鹽場，兩淮鹽場居主要地位；而徽商據地之利與交通之便，使得其超越山陜商人而壟斷兩淮之鹽利；徽州多紅壤，適宜優質茶葉的生長，並且多山的地形也適宜竹木等植物的種植，因此茶、木貿易壹直是徽商貿易的重點；典當業多厚利，而“經商和放債是徽商賴以謀利生財的兩個主要手段”[4]。故徽商經營的重點則放在鹽、典、木、茶四大宗上。正是因為對這四大宗的合理經營，徽商在成化、弘治至萬歷年間逐漸壯大。
（三）清代徽州商幫發展至鼎盛的原因
值得指出的是，徽商的發展階段並非壹帆風順。由於朝代的更替，徽商曾於萬歷後至康熙中期（1662-1722年）壹度衰落。其主要原因有二：壹是封建政權的橫征暴斂；二是戰亂波及。具體說來，作為封建時期的末業，商業壹直是統治者壓榨的對象。明代末期政治腐敗，清前期社會尚不穩定，統治者對商人的壓榨都是巨大的。《清史稿》上屢有記載王朝建立之初，經常蠲免各省補賦，並出錢賑濟自然災害頻發之區域；這部分款項來源則大部出自商稅。而明末農民起義和明清戰爭更是給徽商以巨大打擊。“據有關史籍記載，徽州商幫在明末戰亂中曾遭到空前的巨創。大順農民軍在攻克北京後，‘謂徽人多挾重貨，掠之尤酷，死者千人’。經歷了明清之際動亂的徽州名士金聲說:徽州商人‘足跡常遍天下。天下有不幸遭虔劉之處，則新安人必與俱。以故十年來天下大半殘，新安人亦大半殘’”[5]。
康熙中葉至嘉慶、道光之際（1796-1850年）的壹百數十年，徽商擺脫了之前的低糜狀況，並逐漸興盛起來。其主要原因有四：首先，穩定的社會環境是壹切經濟發展與商業繁榮的原因。經歷了康雍乾盛世的休養生息，徽人對從賈又有了信心，商業再度繁榮。其次，統治者部分政策的扶植。攤丁入畝政策的實行，有效的促進了商品經濟的發展，貨幣流通開始頻繁。此外，“清廷又采取了壹些‘恤商裕課’的措施”[6]。再次，“徽商在長江流域經營活動範圍的擴大。明代國內販運貿易的絕大部分還集中在沿運河壹線的南北貿易上。及至清代，則不但南北貿易繼續擴大，而且沿江壹線的東西貿易也發展起來”[7]。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壹點，徽商亦賈亦儒，儒賈結合，商人、地主、官僚三位壹體。他們以儒之理經營商業，講求商業道德，使得其家業不斷做大，反過來又促進了儒、賈各自的發展。正如徽州壹古居門前對聯所寫，“讀書好營商好效好便好，創業難守成難知難不難”，說明徽人能充分認識到讀書與營商之間的關系，並能兩者兼顧，以紅頂商人胡雪巖為代表，積極參與國家政事，在身份上將商人、地主、官僚所統壹。徽商此次的復興較明中期又有所發展，以鹽商為主體迎來其鼎盛時期。
二、徽商衰落原因考察
辯證唯物主義指出，壹切事物都有其發生、發展、消亡的過程。明清時期徽商作為封建勢力的依附，註定會衰落解體。然而，徽商的衰落過程並非直線下降，而是螺旋式起伏後漸漸退出歷史舞臺。具體說來，徽商衰落可以分為兩個階段：清代陶澍鹽法變革後，鹽商的沒落意味著徽商元氣大傷；繼鹽商衰落後，同治、光緒年間出現了茶商的中興，此後，“追至民國初年，勉強維持的徽商茶葉貿易已完全失去了往日的盛勢，走向衰落”[8]。而伴隨著茶商的衰落，整個徽州商幫開始衰落解體。徽商衰落的根本原因是因為其為封建性商幫，沒有將資本用於擴大性再生產，而是用於封建性的活動中，這也決定了它無法在清中後期資本主義勢力入侵中國之後保持其原有優勢。具體說來，徽商的衰落原因又可以分為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
（壹）徽商衰落的客觀原因分析
客觀上，徽商的衰落原因課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封建政權政策的改變給徽商，尤其是其支柱鹽商帶來的打擊。商業作為傳統的“末”業，在歷朝歷代都是被盤剝的重點對象之壹，清朝也不例外。開朝時以示賢德而免各省之補賦，然而當時因戰爭造成社會的千瘡百孔是很難愈合的，這部分補賦除了賢明的統治者廉潔執政外，剩下的應該就是取自其他稅收。
徽州商幫的衰落是由鹽商的失勢開始的。而徽州鹽商的失勢原因主要是受政府政策的直接影響。其具體表現之壹就是由陶澍進行的鹽法變革取消了徽商對於食鹽銷售的壟斷權。據《清史稿》載，“時兩淮私梟日眾，鹽務亦日壞”，道光帝任命陶澍進行鹽法改革。道光十二年，陶澍先擬行票鹽法與淮北，後推及其他地區。票鹽法雖然在壹定時期內達到了既定目的，即減少了私鹽的銷售，卻並非長久之策，結果很快得到了印證，不久之後私鹽販運有增無減。這不僅使得徽州鹽商從此失去了其世襲的行鹽專利權，導致原來官商壹體的包銷制被打破。而且，由於該法的推行並沒有能因地制宜，淮南鹽商更是陷入困境。因此，同治三年，曾國藩上疏，“淮南鹽務，運道難通，籌辦有兩難，壹在鄰鹽侵灌太久。西岸食浙私、粵私而兼閩私，楚岸食川私而兼潞私，引地被占十年，民藉以濟食，官亦藉以抽厘，勢不能驟絕……”[9]。不僅僅是鹽商，其他行業商人也因清廷為了擺脫統治危機而進行各方面的政策變革造成了大小不等的損失。
其次，清政府迫於財政困難，開始無休止的對商人進行殘酷的剝削。自康乾盛世起，清廷開銷日增，此後，政府增設稅收名目，巧取豪奪，對商人進行壓榨。“康熙年間，淮商有三項大筆浮費：壹是程儀。現任或候補官員進京路過淮揚時，不論該官與淮商有無交往，都要索取壹筆程儀。二是規禮。本地的文武大小衙門，無論與鹽務是否有關，都要向商人收取規禮。三是別敬。先是每年於禦史任滿時，照例要向商人收別敬錢。後來發展到無論地之遠近或與商人是否有交情，只要是達官顯貴，在任滿時都要向商人索取別敬。這三項浮費，每年盈千上萬”[10]。
作為國家歲入大宗，鹽商首當其沖。這也是曾國藩所疏鹽務弊端之壹，即厘卡設立太多。“淮鹽出江，自儀征以達楚西，層層設卡報稅，諸軍仰食，性命相依，不能概撤”[11]。雖有曾國藩等人保護徽商，相繼變鹽法，成效卻不顯著。此後，鹽綱日壞，鹽價日增。“蓋兩淮正課，初合織造、河工、銅斤等欵，祗百八十余萬，每引征銀壹兩余。織造、河工、銅斤者，因鹽政運司養廉厚，陋規亦多，每年解送織造銀二十二萬，捐助河工五萬。三藩之變，滇銅阻隔，派各鹽差采買捐辦，水腳又五萬。及雍正中，裁減養廉規費以為正款，嗣復及他項。於是正雜內外支欵隨鉅,每引增至六七兩，自改票後始輕。同治中，引地未復，而以厘補課實過之，正無庸增引也”[12]。由此，鹽商負擔可見壹斑。鑒於此，雖有曾國藩與李鴻章相繼變鹽法，摻綱法於票法之中，旨在以舊商為主而不易新商，卻無法解決財政問題的根本，鹽商逐漸沒落。僅次於鹽商的稅收大項茶商也是清廷盤剝的重點對象之壹。
此外，徽州壹直是中國的重要茶葉產地之壹。據《清史稿》所載，“茶之於鹽，辦法略相似。惟鹽為歲入大宗，故掌國計者第附於鹽而總核之。其始但有課稅，除江、浙額引由各關征收無定額外，他省每歲多者千余兩，少祗數百兩或數十兩。……鹹豐以來，各省次第行厘，光緒十二年，福建策報至十九萬余兩，他省欵亦漸多，未幾收數復絀。宣統三年預算表所載，茶稅特百三十余萬而已”[13]。寥寥數語，卻展示了清代茶稅的大致演變歷程。隨著統治危機的加重，各省厘金亦漸漲，這也是導致徽州茶商競爭力低於洋商，進而衰落的壹個重要原因之壹。
再次，連年戰爭，使得清廷疲於應付，只得不停增加賦稅；徽州因戰亂也損失慘重，這對於以徽州為根基的徽商而言亦是打擊之壹。從清中期開始，帝國主義勢力相繼滲入中國，極大的改變了中國原有的政治經濟格局。此外，中國國內動亂頻仍，內外交困。尤其是鹹豐、同治年間清廷為了鎮壓太平天國和撚軍的起義，發動了壹場歷時17年，波及18省的國內戰爭，徽商的主要活動區域都被卷入戰爭之中，連徽州本土都成為主戰場，這對徽商的打擊是毀滅性的。戰亂直接造成了徽商人員的傷亡和財產的損失，此外，“鹹同兵燹”使得長江壹線交通受阻，中斷了徽商所經營的吳楚貿易，也使得徽商在蘇浙地區的商業活動陷入停滯。這壹切都使得徽商元氣大傷，最終壹蹶不振。
最後，從鴉片戰爭開始，帝國主義國家相繼入侵中國，並對中國進行經濟侵略，以茶商為首的徽商損失慘重。帝國主義國家在華傾銷商品，掠奪原材料，對任何壹個商幫的打擊都是巨大的。徽商作為封建性商幫，其相較而言落後的生產方式使得其在競爭中漸趨劣勢。盡管徽州茶商能統觀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而洋商利用清廷制定對中國商幫不利的政策，如壓低收購茶價；依靠子口半稅，“利用自往產茶之地采辦的優勢，入侵的外國資本主義勢力獨操利柄，予包括徽州茶商在內的華商以致命的打擊”[14]。再加上進口洋茶的沖擊，徽州茶商舉步維艱。而徽州茶商的衰落則標誌著整個徽商的衰落。正如張海鵬先生所說，“清代徽州茶商的興衰歷程，正是傳統的中國封建商人在近代社會中的縮影”。在外國帝國主義和本國封建主義的雙重壓迫下，徽州商幫不可避免的走向衰落。
（二）徽商衰落的自身原因分析
除了外部的因素外，徽商的衰落也有其自身方面的原因，這也是其衰落的根本原因。總的說來，徽商之所以衰落，就在於它是壹個封建性的商幫，與統治者聯系是否密切直接關系到其命運。此外，徽商的經營利潤並沒有轉化為資本進行擴大再生產，而是用在了非經營性消費上，這種消費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
第壹，徽商所進行的奢侈性消費巨大。以鹽商為代表，徽商們大多將多年經營所得積蓄用於奢侈性消費中。“明代徽商在家鄉以巨資興修園林、別墅、住宅的現象已經蔚然成風。歙縣的‘果園’、‘硯子園’、‘棗樹園’等，都是名噪壹時的勝景。徽商的居所盛行鬥拱彩繪，追求富麗堂皇”[15]。入清後，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徽商實力愈發雄厚，其揮霍之風也愈演愈烈。據記載，喬居揚州的鹽商不惜重金修建園林別墅等，導致乾隆時期揚州園林甲於天下，這壹方面建設了揚州等地，另壹方面也反映出其揮霍資金的大致流向。除了投資於建築業外，徽商也將大筆錢財用於精神上的消費，比如建設戲班，收藏圖書、古董等等。清代的接駕更使得商人們耗資巨大。正如王守基在《鹽法議略·長蘆鹽務議略》中指出，“若夫翠華蒞止，情殷瞻就，供億豐備，尤為前所未有。……蓋鹽商際遇之隆，至此而極矣；鹽商奢侈之弊，亦至此而深矣”[16]。
第二，徽商的興起離不開徽州宗族力量的扶植。因此，壹經繁盛，世代相傳的宗族思想使得徽商對宗族事務的建設等封建性活動方面歷來慷慨不吝。徽商為了宗族的發展，不惜重金修祠堂、修墳墓、敘家譜、設義學、建試館、開辦書院以及購置族產和族田等等。在徽商的大力扶植下，徽州的文化教育等事業飛速發展，也使得徽商的資本迅速流失。
除了耗資於非經營性項目，徽商與政治不再緊密結合也是其衰落的壹個重要原因。眾所周知，徽商之所以興盛，是因為其“亦儒亦賈”的經營方式以及與封建政權結合緊密的主要手段。而其衰落則也是由於其對清廷的態度，為了求取所謂的“功名”，徽州捐納之風盛行，而且統治者為了增加收入，千方百計以勸諭商人捐資助餉，徽商半是自願半是強迫將大筆資財捐給政府，這也給他們帶來了不小的負擔。此外，清後期徽商與政權結合不再密切，這使得徽商們原有的地主、商人、官僚三位壹體的身份無法維持，直接造成了其的衰落。
綜上，在主觀和客觀雙重原因的作用下，徽州商幫在清中後期開始衰落。鹽商的衰落是徽商衰落的第壹個階段，而茶商的衰落，表明鹽商衰落後的徽商已經失去了支撐殘局的力量，整個徽州商幫走完了衰落的第二個階段。與此同時，徽商的其他行業也相繼衰憊，如典當、木、絲、米、百貨等業，漸漸失去了其在以往經濟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徽州茶商的衰落，標誌著徽州商幫的徹底衰落。然而，徽州商幫雖然解體，有壹部分徽商跟隨上了時代的腳步發展商業資本，改善經營方式，因而在民國初乃至解放前仍活躍於江南的大城市之中。可見“封建性的徽幫衰落後，徽州籍商人在各地的經濟生活中仍是壹支不可忽視的力量，有的竟成為民族資產階級中的成員”[17]。
三、徽商興衰原因之啟示
徽商活躍的時代距今已有百年之久，然而其興衰成敗之跡卻從各方面為後世提供了豐富的經驗，以其為鑒，可成為現代社會發展的壹筆巨大財富。
徽人有著厚重的宗族觀念，外出經商總是按血緣、地域聚居，且外出經商時，壹經定居，宗族中的其他人也會隨之而來，而後鄉黨也會隨之而來。這種以親情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團體參與市場競爭的方式是結成商幫的直接原因，且它在集聚財力、物力、人力及統壹行動方面等都有很強優勢。然而，這種方式也會有內在缺陷，徽商卻懂得趨利避害，因此他們註意用契約的方式來限定這種人情的關系，這點從徽州地區留下的很多徽州的契約文書中可以看出。此外，徽商在處理內部或者外部的商業問題時，有壹個專門的組織，即徽商會館。明清時期徽商會館遍布全國，它們代表商人與官府交涉商業事務，為徽人舉辦公益事業，有的會館還延師教習同鄉子弟，也代為傳遞鄉人信函和官府文告。會館經費由會館所在地徽商提供。這不僅說明徽州宗族勢力與商人聯系之緊密，也說明了徽商懂得利用法律的力量來保護自己。
徽商的興起與興盛從很大程度上而言與其“尚儒”的傳統密切相連，這也說明教育事業的發展可以有力的推動社會經濟的繁榮。而徽商最值得我們學習的，亦是其最為人稱道的“儒賈”精神。徽商經營有其自身的信條和準則，諸如“生財有大道，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財自道生，利緣義取”等，正可謂是其在各地立業的精神之所在。而其的成功壯大，活躍時間之長，正是由徽商“左儒右賈”的特點所決定的。由於“儒”，使他們在理解經營之道、順應時勢等方面，比其他商人境界高出許多。以儒學為本的徽商始終把“薄利生財、甘為廉賈”原則作為經營道德的基本準則之壹。此外，創業難，守成更難，徽商貴有“廉賈”之心，即在任何時候都胸懷善心和良知。徽商的代表紅頂商人胡雪巖曾經對商人的“良心”作過高度概括，“對朝廷守法，對主顧公平，就是講良心”。“廉賈”的另壹個特征就是正確看待錢財，強調人對財富的主體意識和自我覺悟，既不視金錢為“萬惡之源”，又不被金錢所累，強調錢財要“取之有道”，“仁中取利，義中求財”等等。這些都是奠定徽商興盛的文化底蘊。
而徽商的衰落原因和其他商幫壹樣，主要是其封建性的經營方式。掙來的錢財並沒有作為資本用於擴大再生產，而是用於諸多非經營性消費上。徽商此舉發展了當地的教育科技文化等事業，卻把自己推向衰落的道路。總之，其興是因為能準確把握市場規律，衰則是因為未能更上時代潮流以改進技術，發展商業資本。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引以為鑒的地方。
結 語
徽州商幫萌芽於東晉，發展於唐宋，興盛於明清，並在清後期伴隨著封建社會的解體而衰落。從其興衰歷程中可以窺視明清社會經濟發展路線的蛛絲馬跡。
從明成化、弘治之際徽州商幫的興起到清後期的衰落，歷經四百余年，其發展路途並不平穩，然而對徽州的發展，乃至整個中國社會的發展所做出的貢獻確實十分重大的。徽商的興與衰是多種因素***同作用的結果，亦帶給我們諸多啟示，這些都值得我們將其作為壹個課題進行具體探討。
作為封建性的徽州商幫雖然衰落，現今的徽州商人卻正在崛起，因此，對徽商興衰的經驗教訓的總結，無疑對現世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