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崛起於明代成化、弘治年間,其後歷經三百余年的輝煌,成為中國商界的奇跡。明朝中葉,社會經濟有長足的進展,在我國東南部出現了許多貿易重鎮。徽商除了將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葉等土產運銷外,也以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推動了貿易的發展。那時鹽的產量不高,成為最緊俏的商品。徽商經營鹽業的人愈來愈多,直至將壹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陜西商人集團擊敗。當時在揚州的徽州鹽商,或為場商(專向竈戶收購食鹽),或為運商,各有其生財之道。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只千艘。此時的湖廣是淮鹽暢銷口岸,所銷之鹽占淮鹽的壹半以上。
明清時期徽商之富,稱得上是“富可敵國”。清代乾隆年間,僅徽州鹽商的總資本就可抵得上全國壹年財政的總收入;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資本有四五千萬兩銀子,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乾隆末年,中國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關稅盈余每年85萬兩,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位居第壹。蘇北的儀征、淮安等地由於鹽業市場的繁榮,當時有“無徽不成鎮”之說。徽商通過鹽業生意,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其活動範圍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無論從業人數、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
典當業古來有之,與其他行業相比風險小,獲利穩,因此徽商繼鹽業後大舉進入典當業。歷史上記載說:金陵當鋪總有五百家,大部分為徽商所有。後來他們把典當行設到鄉村小鎮,至此社會上又流傳起“無典不徽”的諺語。就連典當行的掌櫃稱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語。徽州方言成了當鋪的通用行話,《古今小說》、《拍案驚奇》等明清小說所反映的相關內容也多取材於徽籍典商。
隨著江南棉布的進壹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跡很快遍及蘇浙盛產棉布的大小城鎮。明末嘉定縣錢門塘丁娘子織的布匹質地特別精良,有個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賃屋子居住,專門收購這種布行銷各地。於是錢門塘附近的外岡等鎮都紛紛仿效丁娘子的織法,所織之布都被稱為“錢門塘布”,這成了徽商手中的暢銷貨。到了清代,徽商壹般都集中蘇州市鎮附近開設布莊。在那些並不產棉而棉織業又很發達的地方,徽商還設立以棉花換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為了營造自己的品牌,他們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頭上標明本字號的專用圖記。康熙年間,徽商汪某在蘇州開設“益美”字號聲譽大起,壹年中售布達百萬匹。自此以後的200年間,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為名牌。徽商還是最活躍的棉布販運商,康熙時徽商在北京前門外開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興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壹支。明朝中葉以後,素稱“魚米之鄉”的蘇浙由於城市發展人口增加,糧食反而不能自給。於是徽人便迅速擴大經營,成為吳楚之間從事糧食貿易的主要商幫。史載,乾隆年間徽州休寧人吳鵬翔販運四川米沿江東下,正好碰上湖北漢陽發生災荒,他壹下拋售川米數萬石,由此可見販運的規模。
徽州山區盛產名茶,尤其是休寧、歙縣所產的松羅茶最好。於是茶葉貿易逐漸成為徽商經營的主要行業之壹。清朝乾隆時,徽州人在北京開設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號***166家,小茶店達數千家。在漢口、九江、蘇州、上海等長江流域的城市,幾乎到處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動。在徽商發展的極盛時期,江南市鎮的盛衰完全系於徽商的經營。績溪商人周泰邦在蘇州周莊創設商業,帶動了該鎮的繁榮。據萬歷《嘉定縣誌》記載,嘉定縣羅店鎮“徽商湊集,貿易之盛,幾埒南翔”。
從馬曰?到胡雪巖
許多徽商的風采,直到今天也令人玩味。馬曰?為清代前期揚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壹,飄逸風雅,壹生喜愛寫詩、藏書和結交文人。雍正年間,他在揚州建造小玲瓏山館
流。著名學者全祖望、厲鶚、鄭板橋等都是小玲瓏山館的常客。馬曰?曾自為盟主,同厲鶚等人結“邗江吟社”,吟詩作賦,遊歷山水。沈德潛評其詩為“峭刻得山之峻,明凈得水之澄。”可見造詣之深。馬曰?喜愛考校典籍,家中專設刻印坊,如刻朱彜尊《經義考》壹書就花去千金,當時稱這壹批書為“馬版”。小玲瓏山館又是馬氏藏書樓的別稱,藏書多達十余萬卷。1772年四庫全書館設立,馬曰?的兒子振伯獻藏書776種,為全國私人獻書之冠,乾隆皇帝褒賜《古今圖書集成》壹部。馬曰?和他的弟弟馬曰璐,被稱作“揚州二馬”,《清史稿·文苑傳》列有馬曰?傳,足證他的文名確為當時所重。
近代徽商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鮑漱芳,他們都是歙縣人。江春早年鄉試失敗,於是棄學經商,寓居商業中心揚州。他深諳官商結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駕,並個人捐銀30萬兩。乾隆對他頗有好感,為他手書“怡性堂”匾額,賜封為內務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銜。揚州瘦西湖有壹座磚砌三層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園的喇嘛塔,相傳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鹽商的財雄勢大。鮑漱芳從小跟隨父親在揚州經營鹽業,也沒有科舉經歷。他多次捐款為朝廷濟困,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災,洪澤湖決堤,他先後捐米六萬石,捐麥四萬石,賑濟了數十萬災民。改六塘河需開山歸海,他集眾輸銀三百萬兩。鮑漱芳屢次捐輸,深得嘉慶皇帝贊賞。乾隆皇帝也曾親筆為鮑家祠堂寫了“慈孝天下無雙裏,錦繡江南第壹鄉”的對聯。紫陽書院就是得到鮑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並壹直保持到今天。
徽商中最有名的當是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巖。胡雪巖生於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錢莊當學徒出身的他辦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巖最成功的地方,在於他明白大勢。他二十歲時遇見壹個窮困潦倒的書生叫王有齡,缺少進京的盤纏和做官的“本錢”。胡雪巖雖然和他並不相熟,卻立即私下借用了錢莊的五百兩銀子給他。胡雪巖因此失業,但做官後的王有齡感其恩德,視其為生死之交。得勢的胡雪巖利用王有齡在官場上的發達,開設了錢莊、當鋪、藥鋪,經營絲、茶,迅速暴富。結交王有齡還使胡雪巖的錢莊代理浙江省的藩庫,這樣國家的財
“遊子思親壹錢七”(藥謎),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則隨即揭開謎底,曰:“有道是遊子思親當回鄉(茴香)”。顯然,“茴香”的諧音也就是“回鄉”,在徽州亦即失業的代名詞。徽州人什麽買賣都做,唯有兩樣東西最為忌諱:壹是茴香,二是蘿蔔幹——“蘿蔔”是因其諧音“落泊”。
徽商的宗族觀念很重,外出經商總是按血緣、地緣聚居,往往是父帶子,兄帶弟,叔帶侄,舅舅帶外甥。徽州人外出經商,在城鎮落腳之後,宗族中的人馬上就會隨之而來,其後鄉黨也會隨之而來。這種以親情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團體參與市場競爭,在集聚財力、物力、人力及統壹行動方面占有很強優勢。不過徽商也並非壹味講究人情,他們註意用契約的方式來限定這種人情的關系,所以徽州地區留下的契約文書特別多。徽商在處理內部或者外部的商業問題時,有壹個專門的組織,叫徽商會館。會館在清代十分盛行,不過徽商會館特別多,明清時期徽商會館遍布全國,僅南京壹地就有數處。會館代表商人與官府交涉商業事務,為徽人舉辦公益事業,有的會館還延師教習同鄉子弟,也代為傳遞鄉人信函和官府文告。會館經費由會館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會館為北京歙縣會館,建於1560年,由旅京徽商楊忠、鮑恩首倡。湖北漢口新安會館,從置產業到擴充道路、開辟碼頭,漸漸形成壹條“新安街”。蘇州吳江縣盛澤鎮徽寧會館建了二十多年,有房產、田產和供裝卸貨物用的駁岸,規模宏大。
乾隆末年,儀征鹽船大火,鹽船被毀130艘,死者達壹千四百余人。這似乎是壹個預兆:以鹽業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發生的幾個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敗。道光年間,鑒於鹽價奇高,兩淮的鹽務制度發生了變化,清政府把過去鹽商賣鹽的特許權利廢除了,實行運銷分離,徽商從此喪失了世襲的經銷鹽的專利權,於是兩淮地區大批鹽商破產。太平天國起義,其波及範圍主要是長江中下遊地區,這正是徽商經營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為之大受影響。鴉片戰爭失敗後,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外商的進入使民族資本家群體產生,從而使以宗法關系為紐帶的徽州商幫受到沖擊,這也促成了它的解體。
摘自《尋找徽商》李嶷著光明日報出版社2003年版
《文匯報》2004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