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崛起於明代成化、弘治年間，其後歷經三百余年的輝煌，成為中國商界的奇跡。明朝中葉，社會經濟有長足的進展，在我國東南部出現了許多貿易重鎮。徽商除了將本地的竹、木、瓷土和生漆、茶葉等土產運銷外，也以歙硯、徽墨、澄心堂紙、汪伯立筆等產品，推動了貿易的發展。那時鹽的產量不高，成為最緊俏的商品。徽商經營鹽業的人愈來愈多，直至將壹向以經營鹽業為主的山西、陜西商人集團擊敗。當時在揚州的徽州鹽商，或為場商（專向竈戶收購食鹽），或為運商，各有其生財之道。休寧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間從事販鹽，擁有船只千艘。此時的湖廣是淮鹽暢銷口岸，所銷之鹽占淮鹽的壹半以上。
明清時期徽商之富，稱得上是“富可敵國”。清代乾隆年間，僅徽州鹽商的總資本就可抵得上全國壹年財政的總收入；揚州從事鹽業的徽商資本有四五千萬兩銀子，而清朝最鼎盛時的國庫存銀不過7000萬兩。乾隆末年，中國對外貿易有巨額順差，關稅盈余每年85萬兩，而出口商品中由徽商壟斷經營的茶葉位居第壹。蘇北的儀征、淮安等地由於鹽業市場的繁榮，當時有“無徽不成鎮”之說。徽商通過鹽業生意，完成了資本的原始積累，其活動範圍東抵淮南，西達滇、黔、關、隴，北至幽燕、遼東，南到閩、粵。徽商的足跡還遠至日本、暹羅、東南亞各國以及葡萄牙等地，無論從業人數、經營行業與資本，都居全國各商人集團的首位。
典當業古來有之，與其他行業相比風險小，獲利穩，因此徽商繼鹽業後大舉進入典當業。歷史上記載說：金陵當鋪總有五百家，大部分為徽商所有。後來他們把典當行設到鄉村小鎮，至此社會上又流傳起“無典不徽”的諺語。就連典當行的掌櫃稱為“朝奉”，也源自徽商俗語。徽州方言成了當鋪的通用行話，《古今小說》、《拍案驚奇》等明清小說所反映的相關內容也多取材於徽籍典商。
隨著江南棉布的進壹步商品化，徽州布商的足跡很快遍及蘇浙盛產棉布的大小城鎮。明末嘉定縣錢門塘丁娘子織的布匹質地特別精良，有個徽商在她住的胡同中租賃屋子居住，專門收購這種布行銷各地。於是錢門塘附近的外岡等鎮都紛紛仿效丁娘子的織法，所織之布都被稱為“錢門塘布”，這成了徽商手中的暢銷貨。到了清代，徽商壹般都集中蘇州市鎮附近開設布莊。在那些並不產棉而棉織業又很發達的地方，徽商還設立以棉花換取棉布的牙行，叫作“花布行”。為了營造自己的品牌，他們都在自己加工的色布布頭上標明本字號的專用圖記。康熙年間，徽商汪某在蘇州開設“益美”字號聲譽大起，壹年中售布達百萬匹。自此以後的200年間，各地都把益美的色布奉為名牌。徽商還是最活躍的棉布販運商，康熙時徽商在北京前門外開的日成祥布店生意就十分興隆。
米商也是徽商的重要壹支。明朝中葉以後，素稱“魚米之鄉”的蘇浙由於城市發展人口增加，糧食反而不能自給。於是徽人便迅速擴大經營，成為吳楚之間從事糧食貿易的主要商幫。史載，乾隆年間徽州休寧人吳鵬翔販運四川米沿江東下，正好碰上湖北漢陽發生災荒，他壹下拋售川米數萬石，由此可見販運的規模。
徽州山區盛產名茶，尤其是休寧、歙縣所產的松羅茶最好。於是茶葉貿易逐漸成為徽商經營的主要行業之壹。清朝乾隆時，徽州人在北京開設的茶行有7家，茶商字號***166家，小茶店達數千家。在漢口、九江、蘇州、上海等長江流域的城市，幾乎到處都有徽州茶商的活動。在徽商發展的極盛時期，江南市鎮的盛衰完全系於徽商的經營。績溪商人周泰邦在蘇州周莊創設商業，帶動了該鎮的繁榮。據萬歷《嘉定縣誌》記載，嘉定縣羅店鎮“徽商湊集，貿易之盛，幾埒南翔”。
從馬曰?到胡雪巖
許多徽商的風采，直到今天也令人玩味。馬曰?為清代前期揚州徽商的代表人物之壹，飄逸風雅，壹生喜愛寫詩、藏書和結交文人。雍正年間，他在揚州建造小玲瓏山館
流。著名學者全祖望、厲鶚、鄭板橋等都是小玲瓏山館的常客。馬曰?曾自為盟主，同厲鶚等人結“邗江吟社”，吟詩作賦，遊歷山水。沈德潛評其詩為“峭刻得山之峻，明凈得水之澄。”可見造詣之深。馬曰?喜愛考校典籍，家中專設刻印坊，如刻朱彜尊《經義考》壹書就花去千金，當時稱這壹批書為“馬版”。小玲瓏山館又是馬氏藏書樓的別稱，藏書多達十余萬卷。1772年四庫全書館設立，馬曰?的兒子振伯獻藏書776種，為全國私人獻書之冠，乾隆皇帝褒賜《古今圖書集成》壹部。馬曰?和他的弟弟馬曰璐，被稱作“揚州二馬”，《清史稿·文苑傳》列有馬曰?傳，足證他的文名確為當時所重。
近代徽商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江春和鮑漱芳，他們都是歙縣人。江春早年鄉試失敗，於是棄學經商，寓居商業中心揚州。他深諳官商結合的道理，乾隆六次下江南，江春徘徊接駕，並個人捐銀30萬兩。乾隆對他頗有好感，為他手書“怡性堂”匾額，賜封為內務奉宸苑卿，授以布政使之銜。揚州瘦西湖有壹座磚砌三層白塔，酷似北京北海公園的喇嘛塔，相傳此塔就是江春所建。江春“以布衣上交天子”，充分反映了徽州鹽商的財雄勢大。鮑漱芳從小跟隨父親在揚州經營鹽業，也沒有科舉經歷。他多次捐款為朝廷濟困，1805年黃河、淮河大水災，洪澤湖決堤，他先後捐米六萬石，捐麥四萬石，賑濟了數十萬災民。改六塘河需開山歸海，他集眾輸銀三百萬兩。鮑漱芳屢次捐輸，深得嘉慶皇帝贊賞。乾隆皇帝也曾親筆為鮑家祠堂寫了“慈孝天下無雙裏，錦繡江南第壹鄉”的對聯。紫陽書院就是得到鮑漱芳捐款才得以重建，並壹直保持到今天。
徽商中最有名的當是胡光墉，也就是胡雪巖。胡雪巖生於清道光三年（公元1823年），在錢莊當學徒出身的他辦事勤快，能言善道。胡雪巖最成功的地方，在於他明白大勢。他二十歲時遇見壹個窮困潦倒的書生叫王有齡，缺少進京的盤纏和做官的“本錢”。胡雪巖雖然和他並不相熟，卻立即私下借用了錢莊的五百兩銀子給他。胡雪巖因此失業，但做官後的王有齡感其恩德，視其為生死之交。得勢的胡雪巖利用王有齡在官場上的發達，開設了錢莊、當鋪、藥鋪，經營絲、茶，迅速暴富。結交王有齡還使胡雪巖的錢莊代理浙江省的藩庫，這樣國家的財
“遊子思親壹錢七”（藥謎），而杭州女子白牡丹則隨即揭開謎底，曰：“有道是遊子思親當回鄉（茴香）”。顯然，“茴香”的諧音也就是“回鄉”，在徽州亦即失業的代名詞。徽州人什麽買賣都做，唯有兩樣東西最為忌諱：壹是茴香，二是蘿蔔幹——“蘿蔔”是因其諧音“落泊”。
徽商的宗族觀念很重，外出經商總是按血緣、地緣聚居，往往是父帶子，兄帶弟，叔帶侄，舅舅帶外甥。徽州人外出經商，在城鎮落腳之後，宗族中的人馬上就會隨之而來，其後鄉黨也會隨之而來。這種以親情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族團體參與市場競爭，在集聚財力、物力、人力及統壹行動方面占有很強優勢。不過徽商也並非壹味講究人情，他們註意用契約的方式來限定這種人情的關系，所以徽州地區留下的契約文書特別多。徽商在處理內部或者外部的商業問題時，有壹個專門的組織，叫徽商會館。會館在清代十分盛行，不過徽商會館特別多，明清時期徽商會館遍布全國，僅南京壹地就有數處。會館代表商人與官府交涉商業事務，為徽人舉辦公益事業，有的會館還延師教習同鄉子弟，也代為傳遞鄉人信函和官府文告。會館經費由會館所在地徽商提供。最早的徽商會館為北京歙縣會館，建於1560年，由旅京徽商楊忠、鮑恩首倡。湖北漢口新安會館，從置產業到擴充道路、開辟碼頭，漸漸形成壹條“新安街”。蘇州吳江縣盛澤鎮徽寧會館建了二十多年，有房產、田產和供裝卸貨物用的駁岸，規模宏大。
乾隆末年，儀征鹽船大火，鹽船被毀130艘，死者達壹千四百余人。這似乎是壹個預兆：以鹽業起家的徽商走向了衰落。而清朝末期所發生的幾個重大的事件，更是直接促成了徽商的落敗。道光年間，鑒於鹽價奇高，兩淮的鹽務制度發生了變化，清政府把過去鹽商賣鹽的特許權利廢除了，實行運銷分離，徽商從此喪失了世襲的經銷鹽的專利權，於是兩淮地區大批鹽商破產。太平天國起義，其波及範圍主要是長江中下遊地區，這正是徽商經營的主要地域，徽商的生意為之大受影響。鴉片戰爭失敗後，西方列強打開了中國的國門，外商的進入使民族資本家群體產生，從而使以宗法關系為紐帶的徽州商幫受到沖擊，這也促成了它的解體。
摘自《尋找徽商》李嶷著光明日報出版社2003年版
《文匯報》2004年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