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科技成果轉化關於財政理論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促進科技成果轉化過程中存在的問題及財政政策的制定上。學者們從財政稅收、財政支出、國家采購幾個方面給出了自己的看法。
（壹）財政稅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研究現狀
許多學者認為我國稅收優惠政策缺乏激勵機制，難以促進科技成果的轉化。
劉溶滄（2000）認為我國現行的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大多數針對科技成果的收入給予減免稅優惠，而對事前科研開發活動的稅收支持不夠。其結果是已經有較強科技實力的高新技術企業以及有成果轉化收入的單位受惠，但對那些技術陳舊、亟待更新改造，以及正在進行科研開發活動的企業卻缺少應有的稅收鼓勵措施。劉海濤、邵冰（2006）也指出我國現行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以稅率優惠和稅額定額減免等直接優惠為主，對尚未形成或正在進行技術開發的企業無稅收刺激作用。為提高稅收優惠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效果，應註重將直接優惠與間接優惠搭配使用，尤其要側重間接優惠方式，如：對用於科技研究項目的固定資產加速折舊、對企業用於科技研究項目的投資采取投資抵免方式、建立科技研究開發準備金制度等。唐海燕（2006）認為我國現行的稅收優惠政策側重於對企業開發新產品獲取的利潤給予壹定的稅收減免，對企業可能因風險發生的失敗缺乏稅收保護。這無疑降低了部分企業尤其是資金力量薄弱的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應該借鑒創新型國家的做法，采取側重事後利益讓渡的稅基式優惠方式。
顧國培（2003）認為現行以“生產型”為主的增值稅制限制了科技成果轉化。由於生產型增值稅對企業購入固定資產所含進項稅額不能抵扣，重復征稅現象沒有消除，企業所承擔的稅負隨著企業購進固定資產價值的增大而增多，在壹定程度上挫傷了企業的積極性。建議增值稅可由現在的“生產型”增值稅逐步向“消費型”增值稅過渡，對購進的固定資產、機器設備投資已納稅款允許抵扣。
楊春梅、楊誌宏（2010）認為我國現有的科技稅收激勵政策偏重於對企業技術改造、技術引進的稅收扶持，而對技術創新成果的商品化和產業化則支持不夠。建議制定企業技術創新產業化生產階段的稅收激勵政策。如：擴大增值稅關於設備的抵扣範圍和增加對中小科技企業購買設備的增值稅抵扣，對技術創新產品出口實行零稅率，對引進重大技術裝備經過消化、吸收和再創新後形成創新性產品的企業稅務機關退還其進口環節已繳納稅款等。
宋風軒、邊衛紅（2002）指出我國稅收政策的運用多年來壹直註重區域性優惠，而弱化了產業性稅收優惠，造成了同壹性質的產業因所處區域不同而產生稅負不同的情況，不僅不適應國家的產業政策，有悖於稅收公平的原則，也大大局限和弱化了稅收手段在促進全國科技進步方面的作用。從長遠看，應加大產業性稅收優惠政策範圍和力度，使稅收優惠政策實現公平、高效目標。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嚴義塤也指出，在我國高科技產業稅收方面存在著不公平的現象。主要表現是：地區之間的稅率差異；企業之間的稅率差異；稅務官的權利過大而且缺乏制約。導致這些現象，既有政策方面的原因，也有管理方面的原因，但根本還是後者。
羅荊從人力資本投資的角度指出我國缺乏鼓勵人力資本投資的稅收優惠政策（羅荊，2002）。優惠享受者大多數為應用高新技術成果的企業，而專門從事研究開發的科研單位的科技工作者則難以從中受益。劉溶滄也指出我國現行稅法幾乎沒有針對高科技人才的稅收優惠政策，僅限於省級以上政府發放的“科技獎金”和“政府特殊津貼”。建議通過完善個人所得稅加強對科技人力資本的稅收激勵，對推進我國個人人力資本的投入、勞動者素質的提高以及科技成果的轉化都有重要意義（劉溶滄，2000）。
梁凱、李廉水（2005）指出從我國對企業所得稅法定減免稅的優惠與企業是否被鑒定為高新技術企業相關。只要企業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並在高新技術開發區註冊，就可以終身享受高新技術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稅收優惠。不能被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就無法享受到這條政策優惠，促進科技成果轉化也就無從談起。這項稅收政策優惠與高新技術產品或項目發展的成長規律之間的聯系存在脫節，稅收優惠政策激勵效果受到弱化。建議稅收支持堅持科技成果產品和項目導向，不符合要求不能予以稅收優惠。
（二）財政支出促進科技成果轉化的研究現狀
與國家財政稅收相對應的是國家的公***財政支出，關於國家如何對科技成果轉化給予資金支持主要有以下觀點。
霍斌（2004）認為科技成果轉化工作具有很強的外部經濟特征。但由於我國轉化資金有限，多數科技成果閑置，使潛在的生產力不能轉化為現實生產力而發揮科技的巨大優勢。因此，應切實加大對科技成果轉化工作的資金支持。毛誌雄也認為科技成果轉化和應用活動作為科技創新過程的決定性環節，需要更多的經費投入，但在開始階段還不能產生經濟效益，普遍存在資金缺乏的困難，需要政府給予啟動資金的資助（毛誌雄，2002）。
高國順（2003）則認為政府不僅要切實加大對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投入力度，還要特別提高投入經費的使用效益。對通過鑒定或取得專利的科技成果，要組織科技專家和企業家對其轉化的可行性進行充分論證，對其中確有市場前景和經濟效益的項目要集中資金給予重點支持。
財政部的相關研究表明，我國的科技投入結構不合理，研發階段投入經費較多，而中試和產業化階段投入經費較少，造成大量的科技成果無法達到最大的轉化效果。因此，優化科技投入結構很有必要。在科技投入結構調整方面，壹是科學合理地調整科研、中試和產業化階段的經費結構及比例關系，逐步加大後兩個階段的投入比重；二是在研發經費中應主要用於重大項目關鍵技術的攻關，向關系到國計民生、行業發展和著力提高國際競爭力的攻關項目傾斜；三是在中試經費中，向重大科技成果中試以及行業關鍵技術和***性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和推廣應用方面傾斜；四在科技成果產業化經費中，著重向重大科技成果轉化以及交易平臺建設方面傾斜。劉海濤、邵冰（2006）認為在現代公***財政的理論和實踐中，政府的作用主要是彌補市場的失靈。因此應在企業不願意或無力進行投入的領域發揮積極作用。政府應從現存的全方向覆蓋科技研究領域的職能格局向重點保障基礎研究和公益性科學研究的供給格局轉換，把財政科技支出的支持重點放在提高國家產業競爭能力上；在產業技術領域裏，政府應重點支持社會效益較大的***性科技研究項目，不影響國內企業公平競爭的競爭前研究開發，以及有助於提高國家整體實力和形成競爭力的戰略產業；而對於以上領域之外的科學研究事業，則應逐步推向社會，由市場提供。李建成（2008）對此也持相同態度，認為國家財政應對從事基礎研究、競爭前戰略高技術研究、重大公益性研究，以及產業***性技術研發的科研項目和單位，給予其持續、穩定的基本科研經費支持，使其能夠正常部署研究力量和研究方向，增強其原始創新能力和水平，為承接國家戰略任務做好前期預研儲備的積累。
對於國家財政如何推進科技成果轉化，眾多的專家學者都給出了自己的建議。
孫佳華（1986）認為科技成果的產生到成果的推廣應用轉移擴散，要經過許多環節，由於我國財政在推廣應用科技成果方面的投資欠缺，致使科技成果在生產部門的利用率相當低，建議由財政投資設立“科技成果推廣應用基金”，基金實行有償使用，主要用於開發周期較短、經濟效益較高的科技成果的推廣應用。同時，需要對科技成果實行追蹤投資，分別滿足研究、開發、再創造等各環節的資金需要。
王剛、黃鷺宏（2011）認為在成果轉化期應充分發揮銀行科技開發貸款作用，引導其對企業科技創新的投入，擴寬企業資金來源，對科技企業發展後期和成熟期提供資金支持。這樣可以有效提高科技成果轉化和產業化的數量和速度，避免科技資源的浪費與潛在損失，促使形成“科研—生產—效益—資金—科研”的良性循環，從而有效提升科技自主創新能力。
謝富紀、王旭東（2008）認為我國財政針對科技成果轉化的投入方式單壹，絕大部分資金以無償投入為主，建議通過“政府購買”、推行風險投資、貼息、有償使用、以獎代補等方式，發揮財政政策和資金分配的引導作用，建立多元化、多渠道的科技投入體系。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王元也指出，要解決科技成果轉化的投融資問題，就要在保持財政科技投入的同時，更多地發揮財政投資的杠桿作用和為全社會奠定科學技術支持基礎的作用，積極創新融資產品和發展各類投融資機構，推動我國風險投資公司更多地向前端投資，創造壹種良好的政策環境，讓資本尋找技術，而不是技術尋找資本（丹楓，2011）。
（三）其他相關研究
部分學者從轉移支付和政府采購的角度提出了看法，主要觀點如下：
杜劍鋒（2007）從轉移支付的角度指出，我國的科技經費撥款以中央財政撥款為主，地區間科技投入水平差距大，中央政府應加大對地方轉移支付的力度，壹方面規範並加強對科技和教育方面的專項轉移支付，另壹方面在對壹般性轉移支付的因素法測算上，合理強調科技和教育方面差距。
周波（2004）則從政府采購的角度認為，政府采購可以強化中介結構在科技成果轉化中的作用。運作思路是：政府科技職能部門向社會征集具有產業前景的成果；經評估把符合本地區產業方向及對產業升級有促進的項目（包括已經屬於政府科技計劃的項目）列入政府采購對象，然後，采用招標制向社會上中介機構公開招標，中標者將獲得政府資助，用於項目融資過程中的費用支出。杜劍鋒（2007）提出應逐步開放政府采購市場，在同國際慣例接軌的同時，內外有別地運用政府采購，實現對我國高科技領域的傾斜，可以采用以下3種做法：①直接對政府采購境外產品進行限制。②對國內產品實行價格優惠政策，允許有壹定的價格差異。③貿易補償政策，即要求中標的國外供應商必須轉讓某些技術或必須在國內建立研發中心。謝富紀、王旭東（2008）也指出應該構建支持科技自主創新的政府采購制度，督促采購人自覺采購自主創新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