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將其壹生歸納為：
“高祖初起，始自徒中。言從泗上，即號沛公。
嘯命豪傑，奮發材雄。彤雲郁碭，素靈告豐。
龍變星聚，蛇分徑空。項氏主命，負約棄功。
王我巴蜀，實憤於衷。三秦既北，五兵遂東。
氾水即位，鹹陽築宮。威加四海，還歌大風。”
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時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
劉邦去世後，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
陸賈評價劉邦：“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裏，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轝，萬物殷富，政由壹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
司馬遷評價劉邦：“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
長版：
司馬遷記載道：“高祖為人，……仁而愛人。”[6]這種仁而愛人的表現在史料中比比皆是：最初體現在為官府送徒鹹陽途中縱囚。繼而表現在初起沛時不願意接受沛令之職。劉季曰：“天下方擾，諸侯並起，今置將不善，壹敗塗地。吾非敢自愛，恐能薄，不能完父兄子弟。此大事，願更相推擇可者。”[7]註意，劉邦之辭為首，與曹參、蕭何之辭為首有所不同，蕭曹二人之辭，是恐事不成，秦王朝種族其家，而劉邦之辭，沒有個人的因素在內。最為典型的則以入關滅秦，與秦人約法三章，悉除去秦法，不受秦民犒賞；再則是漢七年，劉邦擊韓王信還鹹陽，“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匈匈苦戰數歲，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宮室過度也？”[8]最後，在漢十二年過沛，父老留飲，劉邦說：“吾人眾多，父兄不能給。”[9]不願過多打擾家鄉父老，顯示出對家鄉人民深厚的體恤之情。凡此種種，並非作戲，而是出自壹片赤誠。
說到劉邦的仁而愛人，可能有必要將當時人對項羽的評價作個比較。蕭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10]韓信曰：“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弊，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11]陳平說：“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12]酈食其說：漢王“收天下之兵，立諸侯之後。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豪英賢才，皆樂為之用。……項王有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用事。為人刻印，而不能授。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為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13]高起、王陵說：“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14]以上諸說，實際上是待人之道，而不是愛人。盡管如此，還是可以從中看出劉、項的本質差別。劉是與天下同利，項則專利己壹人。有此前提，項的愛人，毫無實質性內容，更多的是表演的成分；而劉則盡可能多的使天下人得益。這種待人之道，其傲慢於人無實質性損害，其推利及人，則給人極大的實惠。這也正印證了劉邦的仁者之心之性。正因為有這種仁者之心，才能使天下歸心，取得最後的勝利。我們從歷史的記載上，看到更多的是劉邦的功臣受封得益，實際上，漢初的百姓得益也非常多。秦王朝窮奢極欲，收天下太半之賦，至漢初百廢待興，然而賦稅並未增加，反而有所減少。“宋周密《齊東野語》雲：井田之法廢，賦名日繁，獨兩漢最輕。自高、惠以來十五稅壹，文帝再行賜半租之令。景帝元年亦嘗賜半租；至明年乃三十而稅壹，即所謂半租耳。蓋先時十五稅壹，則三十合征其二，今乃止稅其壹，乃所謂半租之制也。自後守之不易，故光武詔曰：頃者師旅未解，故行什壹之稅，今糧儲差積，其令三十稅壹，如舊制。是知三十稅壹，漢家經常之制也。”[15]這個持續了幾百年的情況說明，劉邦勝利的最大受益者並非他本人和他的部下，而是廣大人民群眾。這正符合老子所說的“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故聖人雲：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的主張，而司馬遷的評價也有了落腳點。
三、 敢於承擔責任，不自矜其功，勇於自責
劉邦在形勢不利的時候，固然有過為自己逃命，將兒女踢下車的不光彩記錄，但更多的是，在重大責任面前，表現出勇於負責的精神。前面提到的縱囚及出任沛公，就是這種性質。而真正的承擔重任，是滅秦與抗楚兩事。項梁敗後，由楚懷王心主持大局，當時諸將莫利先入關。在這種形勢下，楚懷王點了劉邦的將，讓他帶不足萬人的部隊去擊秦並為楚國援趙軍開辟道路。劉邦沒有畏首畏尾，很好地完成了任務。有關這壹點可參見拙作《劉邦西進滅秦的戰爭線路及歷史功績辨析》，[16]此不贅。在抗楚戰爭中，最艱難的事莫過於與項羽直接對壘。因為當時項羽才氣最高，無人能敵，這壹重任又是劉邦自己攬到身上，在滎陽壹線與楚對峙三年，屢戰屢敗，多次受傷，幾次差壹點被俘。《史記索隱》引《三輔故事》曰：“楚漢相距於京索間六年，身被大創十二，矢石通中過者有四。”這個記載的真實性固然難驗證，但也足以證明，與項羽對壘是極危險的事。也正是劉邦有效地牽制住了項羽，才保證了其它戰場戰局的順利進行。劉邦的敢擔重任，不僅表現在天下未定之前，即使在當了皇帝之後，遇動亂驟起，也都不辭勞苦不避艱險親自領兵出征，無論是擊韓王信、擊陳，還是擊黥布，也不論其身體適否，都是如此。
諸侯大臣***立劉邦為帝時曾說過：“先時，秦為亡道，天下誅之。大王先得秦王，定關中，於天下功最多。存亡定危，救敗繼絕，以安萬民，功盛德厚。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使得立社稷。地分已定，而位號比擬，亡上下之分，大王功德之著，於後世不宣。”劉邦的功勞在當時已被認為是極致，再也無法更高的了，他還是不肯被立為皇帝，他說：“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虛言亡實之名，非所取也。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將何以處之哉？”[17]這種在無可爭議的情況下，仍然不忘別人的功勞的記載，當然又是其仁人之心的體現。最著名的就是天下平定後，他與群臣的對話，在談到他如何能取天下時他說：“夫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壹範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擒也。”[18]因為劉邦有評論如此，故後人常以為劉邦沾了別太多的光。故這個問題有必要予以討論。上述三人的功勞固然不小，但都是在劉邦的領導下取得的。比如張良早年得項梁之助，率千余兵士略韓地，每得壹城，旋即為秦軍奪走，最後壹事無成。當然張良肯定有他的長處，歷史記載劉邦用了他幾條計策而受益。同樣可以肯定，會有壹些不高明的沒被劉邦采用的主意，被歷史記載遺漏了。蕭何所做的工作，劉邦壹點也不在行，應該說劉邦對蕭何的評價是中肯的，但司馬遷評蕭何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碌碌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鑰，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19]這說明蕭何的功勞是在劉邦的信任下取得的。韓信本是只身來投靠漢王的，其戰功雖大，但畢竟沒有正面與項羽單獨作戰，其作戰能力是不是肯定高過劉邦、進而高過項羽，還不能簡單下結論。只是劉邦並非以作戰著名於史，對他這種能力，歷史的評價過低了，實際上其能力是很強的。陳、黥布之叛，就非劉邦親自出馬不能平定。在對秦作戰時，韓信還沒有加入劉邦陣營，劉邦仍能取得對秦作戰的連續勝利，張良稱其用兵為天授，就說明了劉邦的軍事才能是相當高的。因劉邦不矜己功，故其稱贊三傑，完全出自本心，也與眾人對他的評價“能饒人以爵邑”、“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降城即以侯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同其利”完全吻合。
對劉邦的評價
自司馬遷之後，漢高祖劉邦的人格品質，被人看好的不多，即使在劉邦事功得到極高推崇時，也只是說他拯民於水火，而不對其整個人品加以推崇。對劉邦的非難，或始於阮籍登廣武戰場“世無英雄，使豎子成名”[1]之嘆，到了《厚黑學》風行之後，劉邦二字簡直成了人品不好的代名詞，至今未有改觀。這些否定劉邦人品的看法，也是來源於《史記》，應該說至少部分真實。但這種情況是矛盾的，因為偉大的事功而出自於低下的人品，不僅情理上說不通，在事實上也極不可能。如果肯定劉邦的事功是偉大的，其人品壹定也是偉大的。司馬遷稱其為大聖，不是壹句空話，而是有大量事實為支撐的。劉向、班固稱《史記》“不虛美，不隱惡”，[2]基本上就是從司馬遷對劉邦的描述而得出的結論。不虛美，就是司馬遷對劉邦的贊譽，都有事實為依據；不隱惡，就是司馬遷雖然推崇劉邦的事功，也不因此而對其存在的缺點予以回避隱瞞。結果，後人往往忽略了司馬遷的不虛美，而特別看中了他的不隱惡，這就造成了劉邦評價的尷尬。其實，像劉邦這樣壹個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壹個穩定王朝的統治者，是很難簡單地用好或壞來評價他的個人品質的，應該看主流，也就是總體表現。司馬遷的結論就是看主流的產物。我們今天評價劉邦的人品，也應該站在歷史的角度、即司馬遷所站的角度來評價，才能得出其人品高下的真實結論。
壹、 司馬遷的評價基礎
司馬遷的角度是什麽呢？就是他在《高祖本紀贊》中所說的：“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故救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周秦之間，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故漢興，承敝易變，使人不倦，得天統矣。”司馬遷的這個結論，看上去具有太多的宿命色彩，在兩千多年後的今天看來似乎陳舊過時，對此持反對意見或不以為然者不在少數。但作為壹個嚴肅的歷史學家，司馬遷通過對幾千年的歷史考察而得出的結論，並不會因不合現在人的胃口，或缺少時代感而失去其合理成分，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司馬遷對歷史內在規律認識的深刻性，比我們今天絕大多數人要高明的多。在司馬遷看來，劉邦所為就是“忠”，正如《史記正義》所說：“漢人承秦苛法，約法三章。反其忠政，使民不倦，得天統矣。故太史公引禮文為此贊者，美高祖能變易秦敝，使百姓安寧。”如果參之以《秦楚之際月表序》，司馬遷的意思就更加清楚了。其曰：“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後稷，修仁行義十余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余載，至始皇，乃能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壹統若斯之難也。秦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豪傑，維萬世之安。然王跡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安在無土不王。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原來劉邦的功績是使自周王朝東遷後動蕩了幾百年的社會生活復歸於正常，這樣的功績，當然只能用大聖來形容。
其實，司馬遷的結論也並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在吸收了前人總結的基礎上從總體上作出的。劉邦去世後，群臣皆曰：“高祖起微細，撥亂世，反之正，平定天下，為漢太祖，功最高。”[3]我們今天熟悉的撥亂反正壹說，其壹大半就是源自於劉邦。為什麽這樣說呢？因為秦結束戰亂建立王朝，本來是有條件這樣做的，即應該由秦來重新開始自夏以來三王之道的循環局面。誠如賈誼在評論秦亡時所說：“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4]但秦的立國之本並非寬厚，而是更加不合時宜的刻薄嚴酷，使三王之道無以為繼。這個撥亂反正的歷史局面，只是借著劉邦的成功，才得以出現。所以“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裏，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萬物殷富，政由壹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5]由此可見，司馬遷對劉邦的評價是根據對人民的貢獻而言的，是針對周王朝東遷後數百年天下戰亂不止，人民流離失所，終因漢興而獲安定的結果而得出的。那麽，這種貢獻或者說這個局面，劉邦是有心做出，還是無意得之？從歷史記載來看，應該是出自其本心的有意為之。
二、 仁人之心，以天下蒼生之心為心
現在論及劉邦的成功時，總會提出他的這樣三個優點：1、雄才大略，有智謀，有遠見；2、能用人，尤其是能駕馭人；3、頭腦靈活，聰明絕頂，隨機應變能力達到了出神入化之境；而對劉邦所具有的為時代所需要的仁者之心絲毫沒有提及，其實這才是劉邦最大的優點，是他優點中的帥，其它的優點只是從屬於此而產生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