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魏無“綸巾”之名,史稱“葛巾”。晉人張華《博物誌》卷九雲:“漢中興,士人皆冠葛巾。建安中,魏武帝造白巾合。於是遂廢,唯二學書生猶著也。”這種情況延續至晉,宋人李昉等奉敕撰《太平禦覽》卷三三六“國子祭酒”條引《齊職儀》雲:“晉令,博士祭酒掌國子學,而國子生師事祭酒執經,葛巾單衣,終身致敬。”“葛巾”與“羽扇”相連,則是諸葛亮。同書卷七○二“巾類”條引《蜀書》雲:“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胡蒞事,使人視武侯,乘素輿,葛巾毛扇,指揮三軍,皆隨其進止。”又“扇類”條引晉人裴啟《裴子語林》雲:“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武侯乘素輿,葛巾白羽扇,指麾三軍,皆隨其進止。”陳壽《三國誌》中的魏、蜀、吳三書,在宋代以前是各自單獨傳世的,見《舊唐書·經籍誌》著錄。前引《蜀書》記載,不見於今本《三國誌》,說明它是現已亡佚的裴松之註文。這條註文與《裴子語林》記載大致相同,可見它們應該是同出壹源。葛巾又稱綸巾,大概始於東晉謝安家族。《晉書·謝萬傳》雲:“簡文帝作相,聞其名,召為撫軍從事中郎。(謝)萬著白綸巾、鶴氅裘,履版而前。既見,與帝***談移日。”謝萬為謝安弟。《說文》段註雲:“糾青絲成綬,是為綸。”前引晉令規定,太學生才戴葛巾。謝萬、謝安這類儒將要戴葛巾,當然得改變用料為青絲,別稱綸巾,否則就有違制之嫌。謝氏兄弟如此裝扮,自然是景仰諸葛亮之大名。
誠然不錯,“羽扇綸巾”作為壹種著裝習俗,確實興起於東漢,最初“並不是諸葛亮專用的”。但經諸葛亮穿戴之後,就逐漸演變成諸葛亮所專有了,成為後世儒將、名士隱逸仿效的對象。宋人程大昌《演繁露》雲:“世傳《明皇幸蜀圖》,山谷間老叟出望駕,有著白巾者。釋者曰:‘為諸葛武侯服也。’此不知古人不忌白也。”可見諸葛武侯服壹直流傳下來,對後人產生了多麽巨大的影響!博學多才的蘇軾,決不會在世人已把“羽扇綸巾”作為諸葛亮的代稱之際,又獨出心裁地用其去指代“雄姿英發”的周瑜。
日本學人中原健二先生不明究裏,在其《蘇軾與“羽扇綸巾”》[8]壹文中雲:“可知‘綸巾’還是被意識為六朝貴族的服飾。因此,《念奴嬌》的‘羽扇綸巾’用在周瑜和諸葛亮身上哪個更合適,也就不言自明了。周瑜是出身名家的赤壁英雄,又精通音樂,被吳人稱作‘周郎’,把‘羽扇綸巾’用作他的行為是正相匹配的。”[9]根據《三國誌》記載,周瑜出身於官宦世家,其父周異為洛陽令;諸葛亮亦出身於官宦世家,其父諸葛王圭為太山郡丞,從父諸葛玄為豫章太守。他們二人家世相埒,怎麽會有貴賤之分呢?中原健二先生在《“羽扇綸巾”之人———周瑜與諸葛亮》壹文中又以為,到了明代,諸葛亮又從周瑜那裏奪取了“羽扇綸巾”的裝束,故寫入小說《三國演義》。[9]這種說法與三國故事的形成流傳情況,可謂大相徑庭,南轅北轍。
東漢末年群雄並起,魏、蜀、吳三國紛爭,演繹出了人世間多少傳說故事!《三國誌·吳書·周瑜傳》註引《江表傳》雲:“(周)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書與權曰:‘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橫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鹹欲疑譖之。”這雖然是曹操為赤壁之敗找托詞,並使離間計,但也從中可見,赤壁之戰故事傳說不脛而走,當時就流傳甚廣。據史家研究,《三國誌》裴註多過正文數倍,註引魏、晉人著作多達二百十種,其中不少傳聞異詞和小說家言。嗣後筆記傳奇中,三國故事逐漸豐富。到了唐代,不少詩人都吟詠過三國故事,譬如李商隱《驕兒詩》中有句雲:“或謔張飛胡,或笑鄧艾吃。”其中寫得最多的就是諸葛亮,李白、杜甫、劉禹錫、李商隱、胡曾等著名詩人都有歌頌諸葛亮的篇什。尤其是杜甫《詠懷古跡》五首之壹雲:“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壹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誌決身殲軍務勞。”此詩中勾畫出了手執羽扇,指揮若定的諸葛武侯的鮮明形象。杜牧《赤壁》詩中有句雲:“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這已經勾勒出諸葛亮借東風,曹操築銅雀臺欲取二喬等故事情節。可見三國故事在唐代有了更詳細系統的發展,這為宋代說書藝人“說三分”奠定了基礎。
宋代專稱“說三分”的出現,說明了三國故事在說書藝人中的重要地位。蘇軾《東坡誌林》卷壹雲:“王彭嘗雲:‘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可見經“說三分”的傳播,三中故事日益深入人心,舉國上下婦孺皆知。過去人們認為,蜀漢正統為羅貫中《三國演義》壹大特點,事實上這在宋代“說三分”中就早已體現了。在“說三分”之同時,還有人“作影人,始為魏、蜀、吳三分戰之象”。[10]無論是“說三分”,或者是“作影人”(即皮影戲),都會涉及故事人物詳細明確的穿戴特征。這種穿戴特征的形成,必然是過去漫長時間的日積月累之結果。壹旦形成這種穿戴特征,就會銘記在人們心中,世代相傳,不易變更。元本《三國誌平話》,實際上就是宋元“說三分”藝人的文字記錄本。明初羅貫中根據此本,“據正史,采小說,證文辭,通好尚”,[11]加工修改成《三國演義》。這類累積型小說,不可能象中原健二先生認為的那樣,到此時諸葛亮又從周瑜那裏奪取了“羽扇綸巾”的裝束。
羅繼祖《楓窗三錄》卷壹“為曹操翻案”條中雲:“杜牧之‘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壹絕,為詠史膾炙人口之作,然持論過苛,且違史實。蓋曹操微時為橋玄所知,及操顯,玄已死,過玄墓輒淒愴,為文以太宰祭之,銅雀臺雖建,肯取其二女乎?文人寄興,往往不切事理如此。”[12]羅先生作為史家,他的氣憤是可以理解的。但羅先生忽略了壹個常見的現象,古代文人的作品往往會受民間傳說故事的影響。在杜牧詩中橋玄已變成了喬玄,曹操築銅雀臺欲取二喬,完全是小說者言,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詠史詩。前引《東坡誌林》記載,說明蘇軾受“說三分”的影響很大,熟知三國故事。因此之故,其詞句“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小橋非“小喬”,顯然也是小說者言。赤壁之戰時,周瑜三十四歲,已經不年青了,早已結婚,何來“小喬初嫁了”?可見“說三分”和《三國演義》壹樣,把周瑜描寫成年輕英俊,比“羽扇綸巾”的諸葛亮小許多。事實上,當時諸葛亮才二十八歲,比周瑜年輕六歲。
從寫作藝術的角度看,“羽扇綸巾”也應該系指諸葛亮。諸葛亮在魏、蜀、吳三分割據的決策中,表現出卓絕的才能,好象鸞鳳高翔,獨步雲霄。他的謀略與伊尹、呂尚等古代名臣不相上下,而出於蕭何、曹參之上。在曹操率大軍威逼東吳,東吳群臣大多主張投降之際,諸葛亮說服孫權聯劉抗曹,為赤壁之戰擊退曹軍提供了前提條件。周瑜亦是“文武籌略,萬人之英”,[13]不僅精於戰陣韜略,而且風流倜儻,還精通音律。這樣壹位傑出的儒將,只有與諸葛亮在壹起談笑退敵,方能映襯其風雅閑散、舉重若輕的英武氣概。況且,周瑜“談笑”必須有對象,而東吳將士對曹軍均懷畏懼之心,不可能與決心拒曹的周瑜***語。如果“羽扇綸巾”系指周瑜,豈不成了壹個人的自言自語,何能“談笑”?因此,“羽扇綸巾”只能是指諸葛亮。這樣理解蘇軾的詞意,絲毫也不會影響對周瑜的描寫,而正因為有了諸葛亮的襯托,周瑜的藝術形象才顯得更豐滿、更高大。這種加進場景的描寫,使詞句富有立體感,生氣盎然,達到妙筆生花的效果,令人回味無窮、浮想聯翩。
綜上所述,從史籍記載、三國故事形成流傳情況、詩詞藝術創作等角度來看,“羽扇綸巾”都是指諸葛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