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十壹五”漸行漸遠。這是“黃金發展期”和“矛盾凸顯期”的五年，是新農村建設紮實推進、成效喜人的五年，是在國際金融風暴下逆風而行、創造發展奇跡的五年，是跨越新中國成立60周年和改革開放30周年的時刻，是在歷史自然災害面前備受鼓舞、奮力自救的五年...
“十壹五”即將邁著堅定而果敢的步伐走過他的歷程，身後是壹串坎坷的道路和艱辛的足跡。這是中國改革道路上不可磨滅的壹條路，他給我們留下了意味深長的背景。在前幾天的“今日談”中，我們總結了“十壹五”期間的“新農村建設”、“五年民生”等重要話題。今天，半月談網為您開啟“十壹五”改革啟示錄...
“十壹五”改革發展取得顯著成績。
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以下簡稱“中改院”)近期進行的專家問卷調查顯示，79.10%的專家認為“十壹五”改革取得了壹定進展，56.78%的專家認為在部分領域有所突破。
“十壹五”期間，面對復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環境和來自國內外的各種重大挑戰，在黨中央、國務院的領導下，我國各地區、各部門積極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堅定實施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沖擊的壹攬子計劃，加強和改善宏觀調控，積極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國民經濟朝著宏觀調控預期方向發展。經濟平穩較快增長，投資和消費增長趨於協調，價格總水平基本穩定，節能減排和結構調整取得積極成效，改革開放積極推進，就業持續增加，人民生活進壹步改善，經濟社會發展形勢總體良好。
“十壹五”期間，我國在推進經濟體制改革、社會體制改革和行政體制改革方面取得突破，在反金融危機方面取得顯著成效，個別改革取得明顯突破。特別是農村改革普遍惠及農民，基本公共服務改革取得重大突破，民生建設得到各級政府前所未有的重視。因此，“十壹五”時期被稱為“民生五年”。
壹些改革仍然進展緩慢。
雖然“十壹五”期間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顯著成就，但仍有不少矛盾和問題制約著經濟平穩運行。在壹些領域，改革的進展仍然緩慢，改革的任務仍然十分艱巨。所以壹定要冷靜觀察，科學判斷，未雨綢繆，把握時機。
例如，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模式沒有得到扭轉，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加強，市場化改革的進程緩慢。主要表現在結構性問題突出，投資仍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特別是在反危機的特定時期，以投資為重點的刺激政策成為保持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客觀上導致發展對改革的依賴性下降，制度變遷促進發展的空間壓縮，包括投資和消費結構、產業結構和區域結構在內的結構性問題沒有得到明顯改善。
總的來說，主要依靠投資和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沒有發生實質性變化。根本原因在於地方政府主導的經濟增長方式。比如以追求經濟總量為目標，以擴大投資規模為主要方式，以租賃土地和發展重化工業項目為主要特征，以行政幹預和行政推動為主要手段，等等。在內外發展條件快速變化的背景下，“十二五”發展方式轉變和改革的任務更加艱巨。
雖然壹些領域的改革取得了突破，但壹些涉及多個部門的綜合改革成效不大。比如壟斷行業改革滯後；財稅體制改革未能如期啟動，積累的弊端越來越多。此外，行政體制改革滯後，沒有大的突破。在壹定程度上，大部制改革仍處於職能調整階段，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尚未理順，創新體制的運行效率尚未明顯提高。
以第二次改革推動發展方式轉變
轉型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和擴大內需在經濟增長中的重要作用；要強調社會公共需求的轉變，構建適合中國特色的發展型社會制度和政策體系；要重視政府轉型，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
當前，發展方式轉變面臨諸多結構性問題。首先是制度和政策上的矛盾。在反金融危機中，政策調整到位，及時推出了壹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但相應的壹攬子改革尚未推出。二是體制與制度的矛盾。比如，投資與消費失衡的突出矛盾，既有市場體制的缺陷，也有社會制度的不完善。第三是政策之間的矛盾。上下級政府之間、政府部門之間的政策鬥爭很多。
因此，只有推進結構性改革，才能在發展方式轉變上取得實質性突破。比如，擴大消費，建設消費大國，就要盡快啟動國民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調整收入分配格局；適應城市化時代，需要打破城鄉二元結構，推進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解決公共產品短缺，需要加快公共服務體系建設等等。
中國需要在“十二五”期間盡快啟動第二次改革。與30年來以單壹突破為特征的第壹次改革相比，第二次改革是壹攬子綜合改革措施。第壹次改革，中國仍處於生存階段，主要挑戰是解決溫飽問題，基本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在第二次改革中，中國開始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促進人民自身的發展成為改革的主要挑戰，基本目標是建立可持續發展的體制基礎。第壹次改革，主要矛盾是落後的生產力和社會產品總供給的嚴重不足。第二次改革面臨著國內需求嚴重不足的突出矛盾。第壹次改革主要是想辦法解決經濟領域的問題，把改變經濟總量增長方式作為長期改革的主要任務；第二次改革需要推進包括經濟體制、社會體制和行政體制在內的結構性改革，以實現公平、可持續的科學發展目標。改革大局已經越來越依賴政府轉型。
“十二五”期間，中國發展方式轉變的主要挑戰不是經濟社會本身，而是政府轉型和政府決策。新階段改革發展對政府轉型的整體依賴全面增強。
綜上所述，解決資源環境約束矛盾的關鍵是實現經濟運行機制由政府主導向市場主導的轉變；解決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矛盾，關鍵在於強化政府在完善收入分配制度中的基礎性責任；解決基本公共產品短缺的矛盾，關鍵在於確立政府在公共產品供給中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解決公共治理建設滯後的矛盾，關鍵在於加強政府自身建設和改革；促進發展方式轉變的主要目標是公平和可持續發展，基礎是消費主導。政府主導的增長方式弊端較少，必須改變。
“十壹五”行政體制改革沒有大的突破，重要原因是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責任劃分及相關的財政分配問題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目前，基本公共服務立法滯後於整個公共服務體系建設，主要表現在立法層次低，各級政府法律責任界定不清，公共服務供給中難以體現公平和效率原則。
因此，政府轉型的壹個重要任務就是要使各級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務中的責任清晰化、法定化。應盡快建立政府基本公共服務評價體系，將基本公共服務績效評價與幹部選拔任用掛鉤，為建立以基本公共服務為核心的政府績效評價體系奠定堅實基礎。探索建立公共服務監管體系。城鄉之間、地區之間、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公共服務供給存在巨大差距，但現行的監管體制對此並不問責。因此，在進行大部制改革的同時，應成立獨立、權威、專業的公共服務監督委員會，探索建立基本公共服務的社會監督機制。
“十二五”要以政府轉型為主線推進行政體制改革，明確中央與地方的權力範圍、權力運行方式、利益分配結構、責任義務，逐步進壹步制度化中央與地方的關系；要探索建立各級政府事權和財力平衡的體制，按照政府間財政能力均等化的要求，實現分級財政向管轄財政的轉變；以完善政府間轉移支付為重點，建立轄區財政能力均等化機制，強化轄區省市財政責任，保障縣級財力。
要按照城鎮化和城鄉壹體化的要求，推進行政區劃體制改革，加快行政“直管縣”；要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的執行權力，建立執行機構，加強監督權力，成立獨立的監督委員會。我們應該著眼於政府自身的建設和改革，完善公共治理結構。壹方面，要正確劃分政府與市場和社會的邊界，使政府的職能嚴格限定在市場和社會解決不了的領域，使政府能夠集中精力履行公共責任；另壹方面，要有效培育微觀經濟主體和社會組織，充分發揮各自的比較優勢，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社會和諧創造基本的制度條件。
以積極的社會制度變革緩解經濟增長壓力
目前，中國經濟增長的壓力有著深刻的社會根源。“十壹五”期間，中央政府實施了壹系列新的社會政策，取得了很大進展，但仍存在分配結構不合理、基本公共服務總體供給不足等問題，是“國內消費不足、產能相對過剩”的重要原因。
例如，中國數億農村人口的投資和消費需求潛力顯著，被認為是全球經濟版圖上罕見的亮點。這種潛力的釋放將極大地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而我國農村居民消費率在“十壹五”期間從0983年的最高點65438+32.3%下降到2007年的最低點9.1%，24年下降了23個百分點。農村基本公共服務的長期缺乏嚴重抑制了農村居民的消費欲望。
因此，要解決經濟壓力，不僅要調整經濟政策，還要進行社會變革。短期內，采取積極的社會政策，穩定市場，擴大就業，加強對弱勢群體的救助，防止經濟壓力和社會問題的雙向傳導；從中長期來看，要深化社會體制改革，加強公共服務體系建設，調整收入分配結構，平衡不同群體的利益，形成刺激消費需求的重要制度保障。
當前，我國進入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利益主體多元化、利益矛盾沖突常態化成為社會現實。因此，應把“安全閥”機制作為維護社會彈性和社會秩序的重要公共產品來建立，成為“十二五”期間社會治理改革的重要舉措。其核心是建立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利益平衡機制，即在承認利益分化的基礎上，在公平的原則下，通過法律和政策搭建有效的談判、溝通和意見表達的平臺。(半月談內部版第10期2065 438/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院長聞遲福林)(來源:半月談)
第十二個五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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