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中國；經濟發展；後發優勢；勞動密集型；產業和技術
壹、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的發展世界矚目
經過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中國經濟規模增加了20.5倍，人均收入在2010年就達到了4370美元，跨過了高中等收入國家的門檻，已經是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國家的4倍左右。同時，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和全球最大的出口國，也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們的生活水平確實提高了很多，我個人也有不少切身體會。1987年我從芝加哥學成回國，當時為了吸引在海外學成回國的人才，國家有不少優惠政策。按照優惠政策，我可以免稅帶“八大件”回來，“八大件”的內容是什麽呢？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當時在國內是緊俏的東西），之外我又帶了壹個熱水器，還有四個電風扇，因為我家有四口人，每人壹個，當時根本不敢想象像現在這樣每個房間都有空調。這些年不僅城裏人的生活質量提高了很多，全國上下包括農村，人們的生活水平也獲得了大幅度的提高。世界銀行有壹個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壹天壹美元的貧困線，按此標準，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當中有6億人擺脫了貧困。這個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因為聯合國有壹個“千年發展目標”，它的第壹項目標就是希望在2015年全世界貧困人口比1990年減少壹半。其實，中國壹個國家就使得聯合國這壹目標早在幾年前就得以實現。
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了偉大成就，不僅對中國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作出了巨大貢獻，而且對世界經濟也作出了巨大貢獻。
最明顯的壹個例子是，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來勢洶洶，當時普遍認為東亞經濟至少得壹二十年才能夠緩過來。中國政府實施了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避免了周邊經濟出現競爭性貶值的情形。受到金融危機的沖擊以後，經濟要復蘇就必須啟動內需和外需。東亞經濟壹般都是出口導向型的，其產品與中國的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相互競爭，在危機沖擊之下要想復蘇，就要增加國內需求，但對它們來講更重要的是增加外需。如果人民幣貶值，中國的產品增強了出口競爭力，就會占領它們的市場，它們為了提高競爭力，就可能相繼貶值，這樣就會出現所謂競爭性貶值，加劇經濟動蕩，對大家都不好。中國作為壹個負責任的國家，沒有讓人民幣貶值，避免了出現競爭性貶值的不良後果。同時，在1998~2002年那段時間裏，中國維持了當時全世界最高的8%的經濟增長速度，拉動了東亞經濟復蘇。東亞經濟在危機之後的兩年就恢復到危機之前的水平，貢獻最大的是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和人民幣不貶值的政策。
還有壹個例子，就是從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經濟）危機。這是自1929年美國紐約股票市場崩潰而引發的整個世界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大的壹次沖擊。中國政府迅速地采取了4萬億元人民幣的積極財政刺激政策，使中國經濟在2009年第壹個季度就開始復蘇，而且維持9%~10%的增長速度。中國經濟同樣成為這次全球經濟復蘇最重要的拉動力，這也是對全世界人民的貢獻。
上述成就都是大家未曾預料到的，因為國外媒體、學界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就壹直在預測中國經濟什麽時候崩潰。雖然到90年代末，中國經濟已經有了20年的快速增長，然而，直到2001年還有壹本在世界上非常暢銷的書叫《中國崩潰論》，當時在國外的書店裏、飛機場的書攤上都被擺在最顯眼的位置。但是從2001年到現在，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不但未減反而加快了：在1978~2000年，平均每年增長的速度是9.7%，而從2000~2010年是10.5%。這樣的成績其實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誌自己也沒想到的。在改革開放初期，他提出的目標是中國經濟20年翻兩番。當時我在北京大學讀研究生，想知道20年翻兩番平均每年需要增長多少。那時沒有電腦，只能用手算。我花了整整壹下午算出來，20年翻兩番平均每年的增長速度是7.2%。我認為那是不可能達到的目標，因為經濟學有壹個“自然增長率理論”，用壹個漂亮的數學模型和歷史實證經驗表明，任何壹個國家除了在戰後或者遭受自然災害破壞以後的經濟復蘇，可以達到7%或稍高壹點持續增長幾年外，長期以每年超過7%的速度增長是不可能的。當時我認為鄧小平同誌是壹個很有經驗的政治家，因為中國有句古話：“取法乎上，僅得其中；取法乎中，僅得其下”，所以要把目標定高壹點，才能鼓舞全國上下努力為那個目標去奮鬥，即使沒有達到7%，達到5%或6%也不錯。但現在發現鄧小平同誌確實是壹個偉大的政治家，他提出的以7.2%的速度增長20年的目標不僅達到了，而且還超過了，不僅持續了20年，現在已經持續了三十多年（每年平均增長9.9%）。雖然7.2%和9.9%差距看上去不太大，但是三十多年累計下來，差距就很大了。如果每年以7.2%的速度增長，32年後跟1978年比只能增長9.2倍，現在是每年增長9.9%，32年以後就是20.5倍。
我想探討的是：為什麽在改革開放以後中國經濟發展得這麽快？為什麽改革開放之前中國經濟未能取得同樣的成績？20世紀80年代以後，進行改革開放的其他社會主義國家和許許多多發展中國家為什麽未能取得同樣的成績？跟1978年相比，中國確實是進步了很多，但美國現在的人均收入是5萬美元，中國還只有其1/10，就算以購買力平價來計算也只不過是其20%，所以與發達國家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只有維持較高速度的增長，才能趕上發達國家，那麽，這樣高的增長速度還能維持多久？
作者簡介：林毅夫，著名經濟學家，世界銀行高級副行長兼首席經濟學家，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副主席，第三世界科學院院士。
二、中國經濟為何能持續快速發展
為什麽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能夠持續三十多年以9.9%的速度增長？高速增長是在18世紀以後才出現的壹個新的文明現象。按照著名經濟史學家麥迪森的研究，在西方世界，18世紀以前，平均每年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只有0.05%，也就是要用1400年的時間，人均收入才能夠翻壹番。那時其實是壹個停滯的社會，當時壹個人的預期壽命不過三四十歲，就是活七八十歲，也看不到任何經濟的發展。進入19世紀以後，突然間人均收入增長速度增加了20倍，從每年只有0.05%變成每年1%，這是壹個翻天覆地的變化。以這樣的速度，只要70年的時間人均收入就可以翻壹番了。也就是說，在19世紀，如果壹個人比較幸運能活到70歲的話，到行將就木的時候，可以看到他的收入水平比小時候翻了壹番。進入20世紀以後，人均收入的增長速度又提高了壹倍，從每年只有1%變成每年2%，這樣人均收入翻壹番所需要的時間就減為35年。到20世紀，西方國家壹般人的預期壽命可以達到70歲，也就是說在壹個人的有生之年收入就可以翻兩番了。從1400年變成35年，確實是翻天覆地的變化。為什麽會有這麽大的變化，而且這個變化的速度還在加快？原因在於18世紀出現了工業革命，使技術發明、創新、升級的速度不斷加快，產業結構也不斷從附加價值低的農業轉變到附加價值高的制造業、服務業。這樣的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提高了勞動生產率，成為人均收入提高的物質基礎。
工業革命以後的技術變遷和產業升級是讓人類社會進入現代文明最主要的驅動力。18世紀以前中國領先於全世界，可是100年的時間不到，中國就從世界上擁有最鼎盛文明的國家變成世界上最貧窮落後的國家之壹。原因並不是中國退步了，而是其他國家進步太快。西方在工業革命以後，技術進步日新月異，經濟發展壹日千裏，而中國還停留在前現代社會的發展模式，要經過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經濟才能翻壹番，於是就落後了。
但如果說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是現代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那落後國家實際上是有優勢的，這優勢是什麽呢？發達國家在工業革命之後，產業、技術都是全世界最前沿的，它的產業升級、技術創新都必須來自自己的發明。發明需要的投入非常大，而成功的概率卻非常低。根據壹些研究結果，前沿技術的研究和開發，平均100項投入到最後只有5項技術能過關，可以去申請專利；而在申請專利的技術中，真正有商業價值的實際上只有壹項。也就是說，投入100項，到最後真正能對生產和經濟發展作出貢獻的只有壹項。當然這壹項專利可以擁有全世界的市場，回報會很高，可是那99項都打了水漂，有去無回。而發展中國家現在采用的技術和產業與發達國家有差距，這個差距就是經濟學上的後發優勢，因為對經濟發展有貢獻的是創新。所謂創新就是指在下壹期生產的時候所使用的技術比現有的技術好，生產率高，進入的產業比現有的產業附加價值高。但創新不見得是最新的發明，如果發展中國家善於利用後發優勢，也就是采用世界上現成的、成熟的但比自己現在所用要好的技術進行創新，創新的成本就會非常低。因為這些技術有很多是已經過了專利保護期的，即使還在保護期內，只要超過10年基本就不用付專利費了。使用這些技術，不僅成本低，而且風險小。壹個發展中國家如果懂得利用後發優勢的話，創新的成本和速度會比發達國家快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總***有13個經濟體（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中國香港，還有其他幾個國家和地區）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實現了每年7%或更高的經濟增長，並且持續了25年或更長的時間，而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後才成為其中的壹個。中國改革開放後能夠增長得這麽快，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但是，後發優勢壹直都存在，為什麽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才取得這樣的成績呢？這跟發展戰略有關。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壹直追求國家民族的復興，推翻了滿清政府，經過了軍閥混戰、國內革命戰爭、抗日戰爭，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才認識到如果沒有軍事工業，就沒有國防產業，沒有國防產業就要挨打，而軍事工業是重工業，所以1953年開始的第壹個五年計劃，提出了重工業優先發展的戰略思路，希望在壹窮二白的農業社會基礎之上，建立壹個現代的、先進的重工業體系。這個目標非常偉大，但是存在壹些問題。第壹，當時的重工業是全世界最先進的產業，最先進的產業壹般都有專利保護，要使用需要付很高的專利費，更重要的是那些先進的產業普遍被認為和國防安全有關，即使妳願意付錢買，人家也不見得願意賣，因此，必須自己搞研發，付出的成本至少跟發達國家壹樣甚至更高，因為它們的基礎比較好。第二，這些產業不符合中國的比較優勢。中國當時是壹個農業社會，資本相對稀缺，資金的價格按照市場來定比較高，而這種先進產業是資本密集型的產業，成本中最重要的就是資金（資本）的價格。如果是在壹個開放的市場裏，這些企業沒法跟發達國家的重工業企業競爭，沒有自生能力，需要國家以低利率和匯率保護、補貼才能存在。而且重工業需要大規模的資金投入，中國當時是壹個落後的農業經濟國家，大部分生產活動在廣大的農村，剩余非常少，只有靠政府以工農剪刀差的方式來動員，以投資於重工業。這樣的發展戰略，有它的成績———在20世紀60年代制造出原子彈，70年代衛星上天———但是也付出了不小的代價：資源配置嚴重錯位。應該說，中國當時的勞動力非常多，勞動密集型產業是具有比較優勢的，但得不到資金來用於發展，這就是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初期民生日用產品非常短缺的原因。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改變了發展戰略，讓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起來，很快成為“世界工廠”。比如計算機、手機等高科技產品，國內做的其實是勞動密集的加工區段，屬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有比較優勢，也就有競爭力；有競爭力就可以創造利潤；有利潤就可以搞投資；投資以後，資本就增加了，比較優勢就變了———從勞動極端密集逐漸變成資本相對密集。在這個轉變和升級過程中，就可以充分利用後發優勢，這就是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能夠發展得那麽快，而改革開放以前沒有能夠快速發展的原因。
如果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能夠利用比較優勢是經濟發展快的原因，那為什麽其他轉型中國家，如蘇聯、東歐、拉丁美洲國家以及很多非洲國家，不能取得同樣的成績呢？它們問題的根源其實是壹樣的。所有社會主義國家都推行“斯大林模式”，都推行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計劃經濟體制，都是在相對落後的機制下發展現代產業。所以它們的計劃配置產生的問題與中國的問題是相同的。
在二戰以後，即使在資本主義陣營中的發展中國家，也同樣根據當時發展經濟學的主流思想推動重工業優先發展。發展經濟學作為壹個學科，是20世紀40年代以後出現的，當時發展經濟學只看到發達國家跟發展中國家產業結構的差距，即發達國家占優勢的產業是先進的重工業，發展中國家占主導地位的是落後的農業和自然資源產業，於是就建議發展中國家應該優先發展重工業，這樣，它們出現的問題也跟中國壹樣，存在很多扭曲、政府幹預、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積極性受到抑制等等。
中國從1979年開始進行改革，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發展中國家也都從80年代紛紛開始改革開放。但是到2000年的時候，回顧壹下1960~1980年及1980~2000年這些國家的發展可以發現，它們在後面的20年也就是1980~2000年，經濟增長的速度比1960~1980年的增長速度還慢，不僅是平均增長速度慢，而且經濟的波動更大、風險更大。為什麽中國的改革開放取得連續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長，它們的經濟增長速度反而慢了，而且危機不斷且出現頻率更高呢？這實際上跟它們推行所謂的“華盛頓***識”有關。當時社會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很多扭曲，與發展經濟學建議發展中國家建立發達國家的產業結構的思路雷同，“華盛頓***識”建議發展中國家推行發達國家的制度，而且這個制度是理想當中的市場經濟制度，主要包括：全盤私有化，把國有企業全部私有化；自由化，開放自由貿易；市場化，資源由市場配置、價格由市場決定；穩定化，也就是政府的預算應該平衡，采用穩定的宏觀政策，不應該再去補貼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中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
“華盛頓***識”推行的結果是事與願違，因為“華盛頓***識”只看到經濟中普遍存在的扭曲，而沒有看到扭曲的根源是什麽。前面提到，20世紀50年代以後，中國經濟中那麽多的計劃幹預、那麽多的扭曲，都是為了保護那些在優先發展的重工業體系裏沒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如果把那些靠扭曲來實現的保護、補貼壹下子都取消的話，那些企業就要全部倒閉。可是那些企業裏有很多工人，如果讓它們全部倒閉就會出現大量的失業，社會和政治就不穩定，沒有穩定當然不能發展。絕大多數推行“華盛頓***識”的國家，壹方面為了避免出現這樣的社會經濟後果，同時也認為這些產業是先進的、國家現代化所需要的，因此絕大多數的政治家和人民不願意讓它們倒閉。所以，在推行“華盛頓***識”的改革以後，這些國家又引進了很多其他更為隱蔽的扭曲、保護和補貼，這些措施所花的錢在很多情況下比原來所花的更多。比如俄羅斯的重工業現在由8個寡頭集團所掌握，而給這8個寡頭集團的保護和補貼所花的錢，比沒有推行90年代初的轉型政策之前還多。
為什麽呢？20世紀90年代初我曾跟許多國內外的經濟學家爭論過，因為那些產業不符合比較優勢，企業沒有自生能力，把它們私有化以後，私人老板絕不會為了國家的強盛而自己掏腰包來補貼的。私人資本家只是逐利，不賺錢的事不幹。私有化之後，私人資本家會以這些企業沒有自生能力為借口來跟國家要保護補貼。當它還是國有財產的時候，不管是部級單位還是局級單位，經理人員都是公務員，公務員可以以此理由索要保護補貼，但拿了錢是不能放在自己口袋裏的，否則就是貪汙，是犯法。但是私有化以後，要的越多，放在自己口袋
<DIV>裏越多卻是天經地義的，所以私有化以後的保護補貼會比在國有時期的保護補貼還多。當時只是理論推導，而現在大量實踐證明我這個看法是正確的。
中國為什麽既避免了像蘇聯、東歐那樣崩潰，又維持了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采取了漸進的雙軌制轉型方式。對於原來計劃經濟時代遺留下來的重工業部門，知道它們沒有自生能力，需要保護補貼，承認這個現實，繼續給它們必要的保護和補貼，同時引進能提高生產積極性的利潤留成、包幹制、股份制等方式，只要經營得好，收入就可以高壹些。在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提高農民的積極性。另外，對具有比較優勢、原來受抑制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實行開放政策，鼓勵民營經濟、三資經濟進入。這些新的部門由於符合比較優勢，所以發展得非常快，於是資本積累也就非常快。有了資本積累以後，比較優勢得到發揮，許多在五六十年代不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也變得具有自生能力、可以與其他國家的產業競爭了。同時，改革後的快速發展給國家創造了很多資源，可以用來補貼改革中的利益受損者，使整個經濟平穩地逐漸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型。
三、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還能持續多久
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中國這樣的快速增長還能夠維持多久？還有多大的潛力？從前面的分析來看，這就要看技術的差距，也就是後發優勢還有多大。技術差距本身表示中國相對落後，但這也是壹種資源。這個差距怎麽衡量呢？壹個比較好的衡量指標就是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按照購買力平價來計算的人均收入水平。因為人均收入水平代表勞動生產力的水平，勞動生產力反映的就是技術和資本的使用量。目前最新的可以作跨國歷史研究的是2008年麥迪森教授的數據。2008年中國人均收入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是當年美國的21%，日本在1951年、中國臺灣地區在1975年、韓國在1977年也都是美國的21%。
日本從1951年到1971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9.2%；中國臺灣從1975年到1995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8.3%；韓國從1977年到1997年20年的時間，平均每年經濟增長7.6%。它們都是發揮了比較優勢，充分利用了後發優勢。中國改革開放以後，同樣采用這壹經濟發展模式。如果日本可以維持20年以9.2%的速度增長，中國臺灣地區可以維持8.3%的速度，韓國可以維持7.6%的速度，中國在2008年以後，也應該有再維持20年平均每年8%的經濟增長率的潛力。也就是說，繼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地不斷地根據科學發展觀提高中國的產業、技術水平，充分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差距，發揮後發優勢，再維持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長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經過20年的快速增長，人均收入日本從美國的21%變成65.6%，中國臺灣地區變成美國的54.2%，韓國也達到美國的50%。也就是說，如果中國充分利用後發優勢，維持每年8%的增長速度，到2030年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的人均收入應該至少可以達到美國的50%，因為中國的人口規模是美國的4倍還多。如果到2030年人均收入是美國的壹半，那中國經濟的總體規模就是美國的兩倍，就將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如果按照市場匯率計算可能低壹點，以現在2：1的水平折算，到2030年中國經濟的總體規模至少跟美國相當。
到2030年以後，中國的經濟發展會怎麽樣呢？與代表最先進國家的美國相比，中國還可以繼續運用後發優勢維持較高速的經濟增長。當然達到美國人均收入的壹半，就相當於現在韓國和美國的差距，那時很多行業已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到時候中國需要多壹些自主研發，這是壹個從引進到自主研發的轉型。總的來說，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是可以看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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