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黨領導全國人民從自身實際出發，經過長期探索，逐步建立了壹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包括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人民代表大會制度、* * *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和政治協商制度、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經過長期實踐，這些制度順應歷史發展的根本趨勢，得到人民的衷心擁護，顯示出強大的生命力。但是，由於傳統封建社會的深刻影響和我們自身在社會主義實踐中的失誤，我們的政治制度建設至今仍有許多不盡人意的地方。如權力過度集中，家長制，終身制，官僚主義，特權，個人崇拜，重視人治，忽視法治。這些問題的來源雖然復雜，但歸根結底都與我們長期忽視政治制度建設有關。因此，小平同誌在總結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教訓時精辟地指出:“我們過去所犯的各種錯誤，固然與壹些領導人的思想和作風有關，但組織制度和工作制度更重要。這些方面好的制度可以讓壞人無法隨意胡作非為，壞的制度可以讓好人無法充分行善，甚至走向反面……”。[1]“肅清封建主義殘余，重點是切實改革和完善黨和國家的制度，從制度上保證黨和國家政治生活、經濟管理和社會生活的民主化，推動現代化建設順利發展。”[2]
政治制度化的具體措施是:
政治機構的職能結構劃分是否合理。傳統社會政治分化程度低，同壹政府職能往往由幾個不同的機構承擔，或者壹個機構同時承擔幾個不同的職能。隨著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社會轉型，社會分層越來越細化，社會事務越來越復雜，這就要求作為國家管理機構的政治機構分工合理，權責明確。
政治機構的運作是否透明有序。現代行政與歷史行政的壹個重要區別是民主性和透明度顯著加強，這就要求行政機關的行政方式和程序有壹定的規定，並且能夠足夠透明，讓普通民眾能夠理解和使用。這可以增加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和可預見性。
行政人員的選拔是否有章可循。也就是說，公務員和政治機關工作人員的錄用、晉升和辭退，要有明確的標準、固定的程序和透明的流程。官員腐敗是最大的腐敗，也是現代政治中封建人身依附的殘余。再好的政策和制度，都要靠人來執行，所以建立優秀人才自由競爭、脫穎而出的機制最重要。任何現代政治制度都必須通過科學合理的公職人員招聘、晉升和淘汰制度來保證決策的科學性。
政治制度創新是否與時俱進。根據歷史唯物主義的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基本原理，現代社會的生產力水平越高，社會分層越復雜，相應地對政治決策和執行的要求也就越高。因此，要求我們以“求真務實”的態度不斷推進政治體制創新。但這種創新只是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自我完善，絕不是另起爐竈，接受其他政治制度。我們政治體制創新的重點，應該是通過制度設計和制度創新，保證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選舉、決策、管理和監督的權利，特別是落實人民群眾對幹部選拔任用的知情權、參與權、選舉權和監督權，通過加強黨內監督、法律監督和群眾監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權利的制約機制和監督機制。這種民主制度的建設和完善是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基本內容和必然要求。
總的來說，政治現代化的關鍵在於制度建設、制度設計和制度安排。因為相比領導的個人能力和決心，制度更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傳統中國和現代中國最大的行政區別是“依法治國”和“以民治國”。所謂“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的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經濟和文化事業以及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依法進行。“以民治國”是把政治理性寄托在各級官員身上，後者主要寄希望於他們個人的道德修養。
政治法治化的衡量標準由憲法意識的確立、行政立法的制度化和依法行政的規範化三部分組成。
政治法治的核心是牢固樹立和強化憲法意識，其核心是確立憲法和法律的絕對權威，建立合法的政治結構，從而實現政治領導人的定期更換和政治運行的經常化。憲政在人類歷史上有兩大貢獻:壹是實現了政治鬥爭的平定，結束了霍布斯所說的政治中的“自然狀態”，使政治鬥爭從對抗走向對話，從分歧走向認知，從無序走向有序。* * *了解、理解、妥協和協商成為解決爭端的主要形式。第二，為國家權力劃定了邊界，實現了相對主權。憲政就是“制約政治”。在代表人民普遍意誌的最高憲法和法律面前，任何主權和英雄的神話都不復存在。公共選擇取代了精英智慧，政治發展從此擺脫了“人治”的刻板印象。因為憲法意識本身是難以衡量的，在實踐中，我們可以通過違憲審查制度是否建立、是否可以提起憲法訴訟、各級政府如何處理部門或地方與憲法相抵觸的法律法規來衡量。
憲法意識在行政領域的具體體現是行政立法。其內涵十分豐富:國家的各種社會政治制度，公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國家行政活動，國民經濟的管理和宏觀調控，以及民商事活動，勞動關系和社會保障，社會福利的調整，違法犯罪的處罰等。，應該在憲法和法律中規定由只有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不能依靠各級官員的主觀判斷，也不能訴諸傳統的良知和公理。任何行政行為都要有法律依據，程序正義在這裏壹定意義上超過了實體正義。在實踐中，我們可以評價年度行政立法的數量和質量，後者的因素可以從群眾的反映和與國外先進立法的比較中看出。
完善立法的關鍵是實施。依法行政的原則歸根結底是堅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壹切組織和個人都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規範內活動，執政黨和政府應該以身作則。必須堅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原則，嚴格依法辦事。具體衡量標準是每年的行政訴訟數量和群眾滿意度。
這三個指標其實是密切相關的。憲法意識是政治合法化的最高尺度。過去我們只把它理解為是否有完整的憲法，這是不全面的。沒有憲法，自然沒有憲政，但有了憲法，也不壹定有憲政。憲法只是壹張記錄人民權利的紙。要想把這些“紙上的權利”變成現實，就必須依靠嚴格甚至繁瑣的立法和執法程序，真正使憲法和法律成為人民意誌的集中體現和高度升華。雖然這並不意味著法院應該將憲法適用於每壹個具體案件，但這並不意味著政府的每壹項行政行為都應該參照具體的憲法條款。但要保證憲法規定的國家權力劃分、監督和制約機制的有效運行，保證憲法對其他法律、制度和規章的絕對權威，保證人民群眾能夠運用憲法這壹神聖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不受侵犯。這不僅需要政治制度和法律訴訟制度的安排，還需要經濟和司法救濟制度的幫助。
法治社會是壹個秩序穩定、可預測的社會。壹個政府能夠引導社會樹立憲法意識，帶頭維護憲法的尊嚴和威信，依法治國，那麽就容易培養公眾對政府的認同和忠誠，政府的合法性就會大大增強，能夠應對各種危機的挑戰，政府的行政管理水平也會大大提高。政治穩定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標準和標誌。對於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現代化進程中壹個非常嚴重的威脅就是激烈的政治現代化導致的社會動蕩。所以，穩定是目前中國最大的政治。
中國乃至東亞的大多數威權政府都實行壹黨獨大的政治制度。這樣的執政黨長期執政，有利於維護社會穩定、政府威信和各項政治經濟政策制定和實施的連續性。但要順應時代潮流，保持長治久安，就必須加強黨的建設，增強黨的階級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加強與友好黨派的交流合作，尊重“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奉行全面、均衡、協調發展的工作思路。
政治穩定的重要指標有四個:壹是群體性事件發生的頻率和強度；二是社會結構變化的結果；第三是政權更叠時的穩定程度；四是權力監督機制的健全。
群體性事件是指民眾在公共場合以示威、請願、靜坐等方式自發表達意見的壹種方式。負面意義上，群體性事件給了壹些別有用心的人制造社會動蕩的機會，會在壹定程度上破壞社會秩序；但從積極意義上來說，群體性事件也是輿論的“風向標”，是社會矛盾的“減壓閥”，可以讓政府了解群眾最關心、意見最大的問題，及時采取有效對策，避免更大範圍的危機。因此，從群體性事件發生的頻率和強度，可以判斷壹段時期社會穩定的基本態勢。
社會結構也是社會學家非常重視的政治現代化指標。社會學家認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等級結構是最穩定的，因為中等收入階層普遍支持現有政策，是各種劇烈變革的天敵。在任何這樣的社會中，社會資源的配置壹般都是合理的，分配差距相對較小，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和沖突壹般都不大，這樣才能實現穩定和可持續的發展。目前中國的社會結構只是“洋蔥型”，沒有形成成熟的“橄欖型”。目前我國中等收入階層占總人口的比例約為18%，與西方國家40%的比例還有很大差距。如果中等收入階層以每年1%的速度增長，到2020年，中國也可以達到35%左右。這將有助於形成穩定的社會結構。
政治穩定的另壹個指標是壹個國家在政權更叠時能否實現平穩過渡。因為傳統社會是人治社會，新舊政權交替要麽缺乏合法性，要麽缺乏制度化。政治現代化的壹個基本特征是，權力的轉移可以通過某種既定的制度和平過渡來完成。這樣既能保證盡可能多地為治國選擇合格或優秀的人才，又能減少人為的動蕩。
權力監督機制是政治穩定的另壹個重要標準。這種機制既包括橫向權力主體之間的制約，也包括縱向權力主體之間的監督。最重要的是社會權利與各種國家權力的監督關系。健全的權力監督機制可以增加治理的透明度，制約政治腐敗和權力腐敗，保證政治秩序的平穩運行。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實踐告訴我們，“清明”、“高效”和“腐敗”、“無能”這兩對詞往往有壹個固定的搭配。
總之，政治穩定是實現政治現代化的前提條件，也是追求的崇高目標之壹。當經濟全球化的浪潮席卷而來，任何壹個國家的發展都已經與整個世界更加緊密地聯系在壹起，閉關鎖國、與世無爭、獨善其身的時代已經壹去不復返了。這個時代發展趨勢的政治影響是，傳統的國家政治正在走向多元政治和國際政治，國家之間的政治行為正在發生重大變化。壹個突出的特點是，他們之間的爭端越來越少通過武力解決，因為他們之間的商業聯系已經非常緊密，戰爭嚴重損害了雙方的利益，其他國際勢力都不願意看到這樣的局面。此外，全球化時代信息、物資和人員的國際流動性大大增強，許多突發事件和國際犯罪行為如防疫、打擊毒品走私等越來越需要國家間的合作。因此，采取和平外交政策，建立良好的國際環境，也是政治現代化的重要標誌。
政治安撫首先需要穩定周邊局勢，建立睦鄰友好夥伴關系。歷史上大多數鄰國之間都爆發過各種沖突，現實中也有各種現實利益。過去的戰爭模式和殖民模式都是用壹方打敗或奴役另壹方來解決爭端，但現代政治要求各國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和平談判，最終目的是實現雙贏或多贏。
政治和解也要求在解決國際爭端時盡可能和平協商。這不僅要求國家，無論強弱，都不尋求以武力解決沖突。而且要求加強與國際社會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密切合作和聯系，努力融入國際社會的大家庭，參與締結各種國際公約，學會利用國際組織的利益爭端解決機制和舞臺解決彼此之間的爭端。
最後，政治平定要求政府在處理各種國內事務時避免采取過激手段，通過協商、調解等靈活手段化解危機。壹方面，大多數危機是非對抗性的矛盾，另壹方面，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國際事件與國內事件的區別越來越弱。采取過激手段處理國內事務，不僅容易失去民心，而且容易引起國際社會的廣泛關註和幹預，損害政府的國家形象。
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即使在歷史上相對強大的時期，我們也沒有欺淩弱小，而大多是以和平方式解決與外國的爭端。在綜合國力日益增強的今天，黨中央明確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向世界表明了中國人民熱愛和平、永不稱霸的決心。我們提出並實施“壹國兩制”方針解決香港、澳門和臺灣省問題。事實證明，它保證了香港和澳門的長期穩定和繁榮，為世界解決類似的歷史遺留問題提供了成功的範例。同時，我們加強睦鄰友好，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既定方針，加強區域合作，不斷推動與周邊國家的交流合作邁上新臺階。關於各種國際爭端的談判和磋商是本著互諒互讓的精神進行的。我國政府在南海處理與東南亞國家的爭端時采取的“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政策就是壹個很好的例子。在國際舞臺上，我們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和地區穩定的堅定力量。我們倡導的“和平五項原則”已成為解決國際沖突的公認準則，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贊譽。我們還舉辦了博鰲亞洲論壇、亞歐外長會議、上海五國峰會、亞太經合組織上海峰會、朝鮮問題六方論壇等國際論壇，為維護地區穩定、和平解決爭端提供了良好的對話平臺。所有這些都向世界表明了中國政府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決心。美國學者亨廷頓在其著作《第三次浪潮——20世紀後期的民主化》中詳細描述，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全球範圍內興起了壹股民主化浪潮，從南歐的西班牙、葡萄牙和希臘的民主化開始。當然，亨廷頓這裏的“民主”其實只有壹個未來，那就是以代議制民主和多黨制為特征的西方式民主。雖然他的西方中心主義立場不被接受，但不可否認的是，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壹步深入，政治活動和社會生活中的民主因素不斷湧現，民主思想和理念日益深入世界各國人民的心中。與過去不同的是，今天的民主不僅具有理想訴求，而且為經濟發展創造和提供更加寬松合理的成長環境，為政治壹體化、結構分化和功能專業化提供更多保障，因此也是評價政治現代化的重要標準。
政治民主化主要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衡量:
首先是人民政治參與的廣度和深度。政治發展的歷史就是公眾參與增加的歷史。在最早的雅典時期，參與政治是貴族的特權。梭倫的改革廢除了債務奴隸制，使整個社會的公民集體得以形成，這也奠定了古代民主政治的基礎。但是這種民主對外國人和奴隸不好。13世紀，英國國王約翰簽署了著名的《大憲章》，逐漸開始保證社會各階層享有壹定的民主權利，貴族、牧師、公民都可以享有壹定的民主權利。第壹次世界大戰後，歐美國家普遍取消了居留限制，取消了學歷和財產資格的附加條件，真正實行了普選。因此，西方學者把全民參與民主選舉作為衡量政治民主化程度的重要指標。亨廷頓曾說:判斷20世紀的政治制度是否民主的標準是，最有影響力的集體決策者是否通過公平、誠實和定期的選舉產生，候選人可以自由競爭選票，基本上所有成年人都可以參加選舉。但今天，我們觀察壹個國家的民主化程度，不僅要從全民是否參與來衡量，更要從民眾參與對公共行政的實際影響來比較。西方主要國家候選人數量下降，說明選民對政治制度失望，這是傳統民主競選制度的局限。因此，今天我國公民的政治參與水平可以從以下四個方面來分析:參與人數、參與渠道、參與水平和參與強度。人越多，渠道越多，層次越高，力度越大，民主化的相對程度也越高。
第二，政府管理方式的改變程度。政治民主化要求政府的管理模式從“命令型”向“引導型”轉變。傳統社會的政治模式是高度集權的官僚政治，官員淩駕於之上，以行政命令的形式發號施令。現代行政理念認為，政府的權力來源於公民的授權，因此公民不僅是管理的對象，也是政府的合作夥伴。因此，要求淡化行政管理中的權力色彩，改變傳統公共行政中單壹的“命令-服從”模式，廣泛采用非強制性方式。使公共行政變微觀管理為宏觀管理，變直接管理為間接管理，變過程管理為目標管理。非強制性行政方式主要包括行政合同和行政指導。隨著社會“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能力的不斷提高，政府將原本由自己履行的職權轉移給社會，政府越來越多地以行政授權的方式下放行政權力，賦予社會組織、企業界和下級政府更大的權力。這樣可以充分調動基層的積極性，促進政府自身改革，提高工作效率。
第三，政務公開的程度。列寧說:沒有公開就談民主是可笑的。政務公開是行政主體通過法定途徑主動告知行政客體相關行政信息，使其通過主動選擇政府公開的信息，積極有效地參與行政活動，維護自身利益，監督行政權力運行，評價行政效果的過程。政務公開不僅是行政民主的內在要求，也是廉政建設的前提。因為政治民主化不僅是賦予公民參政的權利，更是使公民能夠真正履行自己的職責，這就要求公民了解政府的相關信息，否則就沒有監督。在實踐中，可以通過建立政府門戶網站、開通熱線電話、定期在媒體上發布相關政府信息、重大行政決策提前公示、舉行社會聽證會等方式實施。
過去，我們總是把民主與資本主義制度聯系在壹起。其實這是壹個誤區。“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也就沒有社會主義現代化。”[3]社會主義不僅講民主，而且講最真實、最廣泛的民主。我國人民民主政治文明不僅是人類政治文明史上的壹次飛躍，也是社會主義本質特征和優勢的集中體現。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在行政民主化方面做了很多努力:堅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生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團結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奮鬥。取消領導職務任期制，推進黨政機構改革，實行縣鄉人大代表直接選舉，積極擴大城鄉基層直接民主，推進村民自治，發展社區民主，完善以職工代表大會為基本形式的企事業單位民主管理制度。充分保障了全國人民依法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廣泛權利。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是有目共睹的。美國學者鮑大可指出，擴大政治參與渠道是中國領導人克服“文化大革命”帶來的深遠社會危機的努力，其中最引人註目的是基層選舉和國家決策中的協商機制。前者在基層選舉中以直選代替間接選舉，差額選舉越來越多。後者意味著人大的作用大大加強，國家領導人更加重視聽取科學家、知識分子和各民主黨派人士的意見。[4]
但是，由於長期以來遺留下來的封建帝制思想和計劃經濟形成的高度集中的領導體制的影響，我們的行政民主化水平還遠遠達不到政治現代化的要求。* * *資本主義社會是人自由全面發展的社會。在未來，我們應該像重視經濟建設壹樣重視民主建設，我們的社會壹定會發展得更加和諧和均衡。從工業社會到信息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分化的加快都對政府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行政效率已經成為政治現代化的自然標準和標誌。行政效率要求政府要有成本意識和效益意識，加強行政技能，提高行政效率，用最少的錢和最短的時間辦最多最好的事。
行政效率的具體衡量標準如下:
公務員制度是否健全。在封建社會和早期資本主義社會，官僚機構實行“分贓制”，根據親屬、地區、政黨、派系等各種標準私下授予公職。這不僅破壞了政治的權威性和合法性，也嚴重影響了行政效率，人為制造了摩擦和矛盾。政治現代化要求建立科學完善的文官制度，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文官制度。其主要特點是:公開考試，擇優錄用；嚴格考核，根據工作表現決定晉升；定期或不定期的培訓，不斷提高官員的素質；由統壹的人事管理機構管理，公務員的晉升和免職與政黨和領導人的變動無關。
行政架構是否合理。根據組織管理的基本原理，事業單位的組織設計對其職能績效有很大影響。合理的行政機關組織結構有利於科學決策及其及時實施。具體涉及行政區劃的大小和級別，行政單位的數量和結構等等。比如按照這個基本原則，壹個國家的內閣部委應該控制在20個以下，而西方發達國家壹般只有15個中央機關。否則會增加專門的內部協調機構，部長們無法進入決策核心，對提高效率極為不利。為了解決這壹問題，西方設立了某些獨立的執行機構或執行委員會，開放了某些公共事務管理組織，允許非政府的非政府組織承擔某些公共服務。這樣可以在集中管理的框架內增加壹些彈性因素，實現“精簡、高效、協調”的行政管理目標。中國的行政架構經過多次調整，與過去相比有了很大的進步。但離理想目標還有壹定距離。比如，根據2003年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國務院除辦公廳外，還有28個部門。
行政系統是否順暢。對於提高政府效率來說，機構改革只是開始，更重要的基礎工作是具體公共事務的改革。如投融資體制、糧食體制、社會保障體制、金融體制和外貿體制的改革。只有這些具體的行政區域能夠理順體制，使流程科學，政令暢通，反饋及時，行動迅速，政府的管理績效才會有很大的提高。
行政手段是否科學。傳統的行政手段是通過紙質或音頻媒體的方式進行處理，如公文、講話、指示等。，這在壹個社會變革緩慢，信息傳遞緩慢的傳統社會中是可以處理的。然而，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社會發展日新月異，國與國之間的關系越來越密切。我們必須采用大量先進的科學技術來提高我們的管理水平。自上世紀末以來，全球政府管理領域掀起了利用信息技術建設“電子政府”的熱潮。利用先進的信息技術可以大大提高信息傳播的速度，減少中間環節，減少信息傳播過程中的變形和扭曲，增加決策時間，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可預見性。與此同時，信息技術使越來越多的公民與政府直接溝通並及時反饋成為可能。政府部門之間、政府部門與公眾之間建立了高效的信息收集、傳遞和反饋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