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私營企業作為過去20年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成果，為經濟的持續增長、勞動者就業和收入增加發揮了重要作用。到1999年私營企業已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2，並被1999年憲法修正案確定為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中國私營經濟的巨大潛力並未真正釋放出來，與國營企業相比，中國私營企業對經濟的貢獻度以及其需要配置的資源都嚴重失衡，私營企業融資難，仍是制約其發展的主要因素。
中國私營經濟的巨大潛力仍未釋放
世界銀行所屬的國際金融公司，圍繞中國私營企業結構、私營企業所處環境以及融資機會等問題，歷時16個月，對北京、成都、順德和溫州4個地區進行了全面和系統的調查、訪問。338家私營企業的總裁接受了采訪，2400家私營企業接受了問卷調查，並與各行業協會和政府官員進行了座談調研。通過傾聽中國企業家對當前私營經濟氣候的評論，指出了私營經濟融資中的問題。
報告表明：中國新興的私營企業有可能成為推動中國變革的主要力量；中國的私營企業已經成為收入和就業增長的主要源泉，從而減輕了改革的社會成本；而且，中國內地私營企業的發展將有助於縮小內地與沿海的經濟差距。該報告的顯著結論有以下3點：第壹， 中國國內私營企業的出現是中國改革進程的最重要結果；第二，私營企業在產值貢獻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第三，改善融資環境是私營企業發展的關鍵。“目前中國本土私營企業的發展所面臨的最大挑戰是確立法治以及解決與不規範相關的問題”。
ifc的報告顯示， 私營企業壹直是中國國民經濟中最具活力的部分，私營企業成了新工作機會的主要來源，並吸收了國有企業下崗的大量職工。截止1997年，私營企業員工總數達到6790萬人。截止1999年6 月，全國私營企業總數已達130萬家，註冊資本總額8177億元。 “自1980年以來，中國私營經濟產值以平均每年71％的速度增長，非公部門的就業率平均每年增長41％。目前，私營企業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3％，而國有部門占37％。如果再包括私人擁有的農業企業，這壹比例就會達到51％”。
報告認為，從1949年到1999年修改憲法前，私營企業在國家的眼中壹直缺乏合法地位。這使得私營企業在50年代“逐漸萎縮”。而文革後私營經濟的復出則是“對失業和經濟停滯壓力日益加劇作出的匆忙反應”。中國新興私營企業的發展大致經歷了3個階段。
1978年至1983年，這是中國私營企業的復出階段。此時，私營企業僅局限於在“制度真空中發展起來的個體戶的範圍”。這種個體經濟具有強烈的試驗色彩，政府的本意是讓私營企業扮演“邊際的、填補空缺的角色”。因此，每當“治理整頓”時，個體戶就首當其沖。在這壹階段，私營企業的主要繁榮地是在廣大農村地區。
1984年至1992年，這是中國私營企業的崛起階段（雇傭8 人以下是“個體戶”，雇傭8人以上是“私營企業”）。然而， 由於政治上的敏感性，針對私營企業，直到1988年才制訂出相應的規章，允許私營企業繼續作為公有部門的補充。
1993年至今，這是中國整體改革思路和官方對私營部門轉變看法的時期。壹系列至關重要的有關私營企業的新說法都產生在這個時期。比如，中國要建立市場經濟，中國開始產權和所有制方面的改革，中***中央提出對國有企業“抓大放小”的政策，中***十五大提出私營企業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1999年3月修改憲法等等。
由於各種原因，私營企業首先是作為個體企業而被允許存在的，它主要分布在農村地區和大型國有企業參與較少的貿易、服務等行業，“中央計劃經濟的不合理性又給這些私營企業創造了市場機會”，私營部門的逐步發展，使其活動範圍也開始逐漸擴展，如在法律和組織形式等方面。
私營企業發展過程基本是，先對其進行不公開報道的試驗——再對其加以原則性的批準——最後對其正式批準並制訂相應的規章制度。這表明，“私營企業是在改革的大部分時間裏、是在產權不明晰和無保障的情況下發展的。”
因此，ifc的報告指出， “壹旦私營經濟活動的最初發展留出壹定的空間之後，這就足以觸發推動整個中國私營經濟部門發展的天然動力，盡管還存在著許多羈絆。當私營部門發展的內在動力遇到現有阻力時，制度具有足夠的彈性來適應新的現實情況，直到制約因素被削弱並出現允許私營企業經濟活動擴展的新空間。這壹靈活性的存在是與非中央集權的體制和官僚激勵機制等因素有關，並且成了保證私營經濟得以不間斷發展的關鍵因素。”
ifc的專家謹慎指出，盡管中國在對待私營企業的政策、法律方面已經有了長足進步，但這種進步的速度遠遠跟不上私營企業本身發展的速度。特別需要註意的是，私營企業在發展過程中，其本身也面臨很多不利因素。比如，私營企業的經營很不規範，其不規範性的重要特征就是其結構的不透明性。企業的實際經營與其名義上的要求明顯不符。基於以上等多種原因，目前多數甚至是絕大多數私營企業的活動壹直都“比較低調”。
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已經表明，為促進私營企業的發展，建立以規則為基礎的體制是壹項長期、復雜的任務，也是最能有效地解決私營企業發展所面臨的壹系列問題的關鍵步驟。運行良好的市場能使有限的資源得到更合理的配置，眼下，中國非常有限的資源卻被兩方面浪費著：壹方面，國有企業因為生產效率問題而在浪費資源，另壹方面，私營企業又在為解決自身的市場外問題而不得不使用有限的資源。
中國缺乏為私營中小企業提供長期資本的股權融資市場
壹、私營企業融資狀況
中國缺乏為私營中小企業提供長期資本的發達的和規範的私人股權融資市場。目前，中國沒有針對建立私人股權基金的法律／組織結構的法規。因此，潛在的基金創辦者，通常是對發展當地高科技產業感興趣的地方政府，常常建立有限責任公司作為投資工具。據估計，中國大約有92家這樣的風險投資公司，***有資金100億元人民幣（12億美元），其中約25億元人民幣（3億美元）已投資於國內外。 保險公司和退休基金不允許投資於非上市的證券。大型國有企業越來越成為非國有企業的最為活躍的國內法人投資者之壹。中國的壹些大公司，特別是上市公司，已開始涉足風險投資基金，主要為增長性高科技企業提供風險投資。證券公司、資產交易機構和信托投資公司當前在推進私營企業私人股權融資方面的作用有限。
到目前為止，中國的股票市場主要用於為國有企業融資，並為實行多種所有制結構作出初步努力。因此，私營企業進入股票市場的機會是很有限的。盡管在《證券法》或行政法規中並沒有明確的針對非國有企業公開上市的歧視性規定，但是配額制和對企業規模的要求限制了私營企業通過初次公開發行或買進上市公司而進入股票市場的數量。在上海和深圳證券交易所的976家上市公司中，只有11家是非國有企業。1998年和1999年，總***只有4家非國有企業進行了初次公開發行。2000年3月，中國證監會宣布取消上市配額制，取而代之的是由承銷商決定新股發行時間和定價的制度。為私營企業通過證券市場獲得長期資本提供了更大的機會。然而，在目前逐步取消配額制的過渡時期，很多原先在實行配額制時被批準上市的國有企業仍然需要上市，這就造成了上市瓶頸，阻礙了非國有企業的上市。
從調查結果看，大約80％的被調查企業認為融資難是它們面臨的壹般的或主要的制約因素。大約40％的企業認為融資困難是主要制約因素，僅次於市場需求疲軟。就市場需求狀況所反映的投資機會的大小而言，這壹調查結果意味著任何壹家有壹定投資機會的抽樣企業都認為融資難問題是其發展的主要制約因素。從組織結構方面來講，大約49％被調查的獨資企業和28％的公司認為融資困難是公司發展的主要障礙。所有權形式不只是與公司規模有關，而且還反映了部門特點和不同的信息透明度，而所有這些都會影響公司的融資能力。
二、私營企業融資渠道
ifc調查表明：私營企業在創業階段幾乎完全依靠自籌資金，90 ％以上的初始資金都是由主要的業主、創業團隊成員及其家庭提供的。依靠個人儲蓄創業在北京和溫州尤為典型，在這些城市，原始資本中自籌資金的份額超過95％。這壹結果與融資增長周期模式是壹致的。與其他處於經濟轉型期的國家不同，中國的企業家不得不更多依賴私人儲蓄和內部融資進行原始積累。調查揭示的中國式創業融資模式還與最近調查得到的美國小型企業（美國86％的抽樣企業只有不到10名雇員）資金的來源有著顯著不同。美國全國的數據和州壹級有關企業融資的數據都表明，即使對最年輕的公司來說，內部融資也不會超過外部融資。在那些開業不久的中小型企業（歷史是0到2年），內部融資額的最高限度大約占資金總額的54％。
ifc的抽樣企業還表明， 私營企業的初始創業資本積累還有許多其他來源，包括銀行貸款、其他金融機構或非金融機構的貸款。但這些融資渠道所起的作用都很小，但順德除外。在順德，銀行貸款的作用更為突出。相比之下，美國的中小型企業在創業階段，平均30％的初始創業資金是從金融機構獲得的，包括從商業銀行獲得的16％。對其他處於經濟轉型期國家的調查結果也顯示創業者能夠更容易地獲得銀行貸款。
在創業之後，追加擴張投資時，私營企業繼續幾乎完全依靠內部渠道。企業留存收益和主要業主的投資占融資總額的比例在1995和1998年至少分別為52％和62％。在外部融資渠道中，非正式渠道、信用合作社和商業銀行所占的比例大體相同。外部股權，包括公眾股權以及公眾債權市場所起的作用不大。
與其他經濟轉型國家和發達國家的比較表明，中國的私營企業家很大程度上依靠內部融資渠道。而世界銀行對經營環境進行的最近壹次調查發現，在經濟轉型國家中，內部資金或留存收益平均占所籌集資金的60％。然而，在改革進展比較大的國家中，內部籌資所占的份額要低很多，如愛沙尼亞（33％）、波蘭（34％）以及拉脫維亞（37％）。在美國，即使是剛開始創業的企業和規模非常小的企業，大約50％的融資額都是通過外部借貸形式獲得的。
調查表明：融資渠道的相對重要性在不同地區之間存在著重大差異。對於順德、成都和溫州的私營企業來說，銀行貸款是融資的重要來源，但在北京卻作用不大。在被調查的企業中，北京的私營企業最依賴內部融資渠道。在順德，信用合作社是重要的融資渠道。非正規融資渠道在所有調查城市中都起到了比較重要的作用，在北京尤其如此。這些差異在對照企業規模、法律組織形式以及企業歷史等方面特點加以檢驗後，在統計上有著重要意義。這表明，各地的具體條件在決定私營企業能否獲得各類不同融資渠道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不同融資渠道的相對重要性還直接與企業規模有關。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內部融資渠道的作用通常會變得越來越不重要。對於最小型的企業來說，非正式的渠道在其他外部融資渠道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隨著企業壯大，非正規渠道資金來源的比例通常會降低。商業銀行貸款份額的變化趨勢則正好相反：它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而提高，並且成為大型企業外部融資的主要渠道。這壹結果顯示，隨著私營企業的壯大，商業銀行的貸款通常會取代非正規融資渠道。同時，商業銀行貸款還是最大型企業的第二大主要資金來源，僅次於留存收益。這也表明銀行為較大的和較為成功的私營企業提供了更多的支持。
調查結果表明，與其他國家相比，中國的銀行在私營企業融資方面，無論是創業資本還是後續投資，所起的作用總的說來要小。這在小型企業獲得銀行貸款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根據抽樣企業申請貸款情況的數據，這些企業中有1／3在過去5年中至少申請過壹次貸款， 並且成功率為84％。然而，有壹小部分企業從來沒有申請過貸款，這表明是否決定申請貸款都是自我選擇的結果。
三、銀行與私營企業缺乏信息溝通
總的說來金融市場普遍存在信息問題，但對中國的私營企業而言，這壹問題尤為嚴重。在銀行看來，大多數私營企業比國營企業規模小，經營時間短，貸款風險高。此外，企業規模和贏利率之間存在著明顯聯系。員工不到51人的企業約有3／4稱1998年盈利。這壹比例隨著企業規模的擴大而增加，在員工超過500人的企業中盈利的達到93％。此外，私營企業是在政治和經濟環境都不利的情況下發展起來的，它們在有些情況下會故意加強企業的不透明度，並且在向外人透露信息時都特別謹慎。隨之而來的是缺乏清晰的所有權和管理結構，這明顯制約了企業借款的能力。最後，銀行在收集和處理相關信息方面缺乏能力和動力也加重了信息問題。
四、交易成本和風險因素
規模小、信息不透明的私營企業之所以難以獲得外部融資，不僅僅是因為對它們提供貸款會伴有更大的風險和更大的單位交易成本，而且還因為國家政策對貸款給私營企業存有壹些偏見。當公***借貸者無法攤還貸款時，幾乎可以肯定，國家會進行幹預，這樣銀行就不用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承擔全部損失。但如果是私人借貸者不能償還貸款，銀行只能從自己的準備金和利潤中沖抵損失。只有與不同所有制形式相關的風險不對稱被清除，銀行才不會認為貸款給私營企業時必須格外謹慎。
因此，銀行貸款給私營企業需要更多的動力。這可以是對高回報的預期，但中國的大多數銀行都為國家所有，面臨的競爭有限，其結果必然是追逐利潤的動機很小。此外，金融部門的改革側重減緩系統內不良貸款積累的步伐，這使銀行對風險更是唯恐避之不及。它們的政策只強調避免損失，而對分享風險高但凈現值也高的項目所帶來的回報卻沒有多大興趣。中央銀行要求所有銀行都實行“責任到人”的政策，即讓每壹個信貸員個人對貸款負責。這樣壹種“零風險政策”使銀行職員喪失了開展貸款業務的動力。還有壹些消極因素也使得銀行不願意放貸：對利率的控制以及對交易和監督費使用的限制，盡管政府已在逐步放開其中的壹些限制。對中小企業的貸款利率可以允許在規定利率的基礎上浮動30％，農村信用合作社收取的利率可以比基本利率高出50％以上。銀行正在利用這壹更加靈活的利率體系，但利率仍需進壹步放開，以鼓勵向私營中小企業提供更多貸款。預計中國在準備加入世貿組織的過程中會進壹步放開利率。
五、抵押和擔保
抵押和擔保是為了減輕債權市場內在的信息問題而采用的常規機制。這種方式在那些信息不透明的公司尤其有必要，因為對這些公司的特定資產進行評估通常比對未來現金流量進行評估要容易。在美國，小型企業從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額的幾乎92％都是有擔保的。這意味著絕大部分由金融機構向小企業提供的幾乎所有類型的貸款和租賃——包括根據信用額度所提供的貸款——是有抵押物支持的。
根據對抽樣企業的調查，不能滿足抵押要求和第三方擔保要求是中國私營企業不能獲得銀行貸款的最常見的原因。直到最近，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司為貸款提供擔保還是很普遍的做法。但是政府擔保是造成國有和私營企業產生軟預算約束問題的主要原因，特別在那些半城市地區和農村地區。由於中央銀行不鼓勵政府擔保和企業對企業擔保，因此提供抵押已經成了幾乎所有公司獲得貸款的唯壹方式。但是許多公司沒有能力為貸款提供足夠的抵押，約有2／3的抽樣企業認為抵押是它們獲得銀行貸款壹般的或主要的障礙。這壹問題對於在服務業和高技術行業的私營企業來說尤為嚴重，因為它們的流動資本和無形資產占企業資本的很大壹部分。
銀行接受各種形式的擔保。擔保品包括土地、建築、住房、公寓、可變現的儲蓄憑證（儲蓄存單和政府債券等）、設備、由信用好的買主所提供的銷售合同（買主擔保的銀行貸款）。然而，在實踐中，房地產是最常見的抵押品，在有些情況下房地產還是銀行能夠接受的唯壹抵押品。在中國還沒有壹個完善的房地產交易市場的情況下，住房和公寓的價值與所需貸款的數額相比通常很低。在農村地區，大多數業主只擁有住房的財產權，而不擁有房子所占土地的所有權，因為土地所有權屬於村子。在此情況下，銀行就不願意接受房子作抵押。
使用抵押品還會伴有重大的成本，因為為了確立其資產價值，企業需要獲得證明材料。管理土地或者房地產的有關政府機構通常會授權壹個商業房地產評估公司來對企業資產進行評估。在資產評估後，企業必須在主管政府部門註冊自己的資產。此外，資產註冊必須每年壹續，並且要支付部分或全部年度註冊費。在很多情況下，資產評估公司收取的費用是以資產總價值為基數計算的，這促使評估公司經常誇大資產總值，因此給銀行造成了潛在風險。重復和任意收費嚴重挫傷了企業申請貸款的積極性。
六、私營企業借助非正規市場融資
中國當前資本市場環境仍然驅使私營企業從出資人而不是從銀行那裏尋求融資。在被調查的企業中，大多數使用非正規市場。股票市場和海外市場作用不大。
非正規市場
抽樣企業中約有壹半曾經借助過非正規市場籌集資金。非正規市場的借貸有以下幾個特點。第壹，這種借貸通常發生在朋友或者家庭成員之間。朋友和家庭成員之間形成了壹個聯系緊密的關系網絡，其中信譽非常重要。這些因素大大降低了信息不對稱。的確，信譽和關系常常代替了抵押品的使用。第二，非正規借貸通常都是短期借貸。這主要是因為借款的個人面臨流動資金緊張造成的，但高利率也是壹個重要因素。短暫的還款期限也降低了借債不還的風險。因此經常有公司接了訂單之後用非正規借款購買原材料，在訂單結算完畢之後再還錢。第三，非正規借貸的期限比正規借貸更加靈活。私營企業經常只需要資金來完成某個生產周期，在某些特定行業，生產周期可以短至幾天。正規貸款通常的期限至少是半年或者壹年，並且不允許有寬限期，而非正規借貸期限可以從幾天到壹年不等，並且允許有寬限期。事實上，正規銀行貸款對期限的嚴格規定是導致私營企業不願意向正規銀行貸款的主要原因。最後，申請非正規貸款不需要花費很長時間。在壹天之內私營企業主就可以從朋友或者家庭成員處借到錢。被調查者不僅強調前面的非正規貸款的方便性，還強調正規和非正規貸款的利率基本相同。這意味著在這方面利用非正規市場借貸並沒有什麽不利之處。但是，當非正規金融市場上的行為超越朋友和家庭成員時就遇到了嚴重問題。最突出的問題是拖欠債款和欺詐行為，這都很難控制。由於借貸通常沒有簽署書面合同作保障，所以受害人不能訴諸法律尋求保護。在被調查的企業中，只有14％打算將來從非正規市場借貸，而過去有49％曾使用過非正規市場上的貸款。
不久前，農村地區出現了半正規的金融機構，如由縣和鄉鎮政府組織的信貸協會。信貸協會通過提供高利息來吸引儲蓄並且向當地企業提供貸款。但是這些協會也遇到了嚴重問題，這常常是由於地方政府的幹預造成的。借貸的很大壹部分都流向了當地的鄉鎮企業，造成了這些實體的軟預算問題。
為避免發生信貸危機，中央政府下令關閉所有信貸協會。現在幾乎所有的信貸協會都已經關閉，地方政府接管了協會的所有債務。
股票市場
在628個被調查企業的發展過程中，股票市場的融資作用非常小。在這些被調查企業中，只有3家掛牌上市。但是15 ％的企業表示計劃通過股票市場籌集運營資金。他們上市的主要動機是通過股票期權提高管理人員和員工的動力。對於高科技企業來說尤其如此，因為人力資本在這些企業的運營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海外融資
海外融資盡管很受限制，但其作用在增加。在抽樣企業中，有23％希望同外國公司組建合資企業以便在將來獲得資本，11％的企業表示願意從外國銀行貸款。現在香港在向大陸企業提供資金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比如說，順德的美的公司（md）先在香港股市以h股上市， 然後在深圳股票市場發行a股。1995年中國反通貨膨脹措施達到頂峰時， 美的公司就通過在香港的分公司獲得了外國貸款。順德壹些發展迅速的公司也考慮在香港以h股掛牌上市。
海外融資利用不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中國政府對境內外國銀行的限制。直到最近外國銀行才被允許從事人民幣貸款業務。此外，本土私營公司如想獲得外幣貸款，就必須獲得政府批準，並且要爭取把其貸款納入國家的外債管理計劃。即使是國有企業也很難獲得批準，更不用說私營公司了。
ifc認為，被調查企業的財務狀況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 最主要的壹個因素是難以獲得融資，規模較小的公司問題尤其嚴重。被調查的私營企業通常嚴重依賴內部融資渠道，不管是創業資本還是後續投資。與其他經濟轉型國家的私營企業相比，中國的私營企業似乎更多地依賴於內部融資，並且獲得銀行貸款的機會更加有限。難以獲得銀行貸款部分是由下列因素導致的：由政策誘發的針對私營企業的貸款偏見；與私營企業的規模、歷史和不規範性相聯系的固有信息和風險問題；銀行方面審貸能力、程序和激勵機制的欠缺等等。
向私營企業提供不同的融資機構、工具和技術
ifc認為，中國私營企業面臨最嚴重問題之壹是融資障礙。 現存的制約因素來自各個方面。壹些來源於向私營企業貸款的政策偏見，這些偏見現在仍存在。其他壹些制約因素與私營部門的內部特點有關，如企業規模小，信息不透明，管理和治理薄弱等。還有壹些因素與金融部門不夠發達有關。
中國私營企業目前所涵蓋的領域已經到了這樣壹種地步，需要有各種不同的融資方式與各個企業所處的不同發展階段相匹配。這就需要有壹種多元化的融資體系，為解決不同種類的信息和風險分配問題提供不同的融資機構、工具和技術。
壹、改善私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機會
為企業獲得銀行貸款創造平等的機會；強化銀行向私營企業貸款的激勵機制；監督企業對中小企業借貸激勵機制的合並影響；進壹步放開利率；允許銀行收取貸款審核評估和貸款執行監督費；以及改善信貸擔保機構和風險管理的激勵機制。
中國的立法者壹直在努力跟上實體部門迅速發展的步伐以及所有制形式的不斷變化。現有立法中有壹些重要部分都是或明確或隱含地針對轉制的國有企業，而不是新組建的企業，但其中的壹些規定對融資的獲得有直接影響。此外，銀行在觀念上仍然認為國有企業的壞帳不如私營企業的壞帳嚴重。銀行認為：當公有借貸者還不上貸款時，幾乎可以肯定國家會插手此事，因此銀行不用在自己的資產負債表上吸收全部損失。資產管理公司最近的所作所為強化了它們的這壹想法。很明顯，私人借貸者不可能指望獲得這樣的待遇。如果不消除銀行在貸款給不同所有制形式的企業時所面臨的風險不對稱，它們就會認為給予私營企業不同貸款待遇是合理的。
強化銀行向私營企業貸款的激勵機制。壹個重要的舉措是通過競爭強化利潤激勵機制。目前，實體經濟的所有制結構與金融部門的所有制結構不吻合。在金融部門幾乎不存在私人所有制。特別是考慮到中國將要成為世貿組織的壹員，這將向外國金融機構開放進入國內金融市場的機會，政府應允許新的國內私有金融機構的進入。為了減少對管理的擔心，特別是考慮到最近的金融危機，在最初階段可在進入和審慎性方面對新的私有金融機構提出更為嚴格的要求。
私有金融機構會較少考慮政治因素，而是更多地考慮追逐利潤。但它們不大可能與現有的國有銀行展開直接競爭，盡管私有金融機構的不斷進入會加劇競爭，從而增強國有金融部門的活力。新興銀行很自然地將註意力放在那些貸款需求沒有得到滿足的市場客戶，特別是規模較小和成立不久的企業，而這些企業構成目前私有部門的主幹。這些新銀行並不根據現有的關系對客戶區別對待，而是壹視同仁，另外為了努力在市場上站穩腳跟，它們更易於在業務方面采用新的和創新性的方法。
在可預見的將來，大型國有銀行會繼續支配國內金融部門。因此，強化這些銀行的利潤驅動機制對改善私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機會將產生重大影響。組建公司、上市、與外國金融機構結成戰略合作夥伴是達到這壹目的的其中壹些方法。
關註金融企業貸款過程（城鄉信用合作社、農村信用基金會、信托投資公司領域）對中小企業借貸激勵機制的影響。隨著合並進程在金融部門的展開，金融機構會壯大，信貸決定權也會更加集中。考慮到這些金融機構在中小企業融資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不管在金融穩定性方面會取得什麽成果，它們不應對信息和關系資本產生不利影響，因為這會減少中小企業的融資機會。
進壹步放開利率。要改善私營企業獲得銀行貸款的機會，需要進壹步放開利率。這壹舉措對這些企業借貸成本不會產生重大影響。大多數有能力借貸的私營企業所支付的實際利率比中央銀行規定的要高得多。企業家還表示，獲得融資機會比資金的成本更重要。
允許銀行收取交易（和監督）費。由於大多數私營企業規模較小，信息方面不透明，銀行向它們貸款的單位交易成本更高。因此，如果銀行采用統壹的、對不同類型的借貸者不加區分的貸款程序，它們可能會歧視小企業。在壹定程度上，交易手續費會促使銀行根據企業的不同信用情況對項目建議書分別加以考慮。這會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