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個背景報告分為四個部分：（1）發展的挑戰；（2）發展的趨勢；（3）科學技術創新；（4）全球行動的框架。
報告在第壹部分首先指明了STI與MDGs聯系的現今環境。報告開頭指出，20世紀下半葉壹些落後國家和地區成功追趕發達國家的歷史表明, 制度設計和社會文化因素促進了本國技術能力的提高，典型的例子是所謂的亞洲四小龍（韓國、新加坡、臺灣、香港）。除了采取壹些諸如投資科學技術和促進教育等熟知的成功做法外，有的國家或地區還采取壹些特別的措施，如韓國采取了壹些進口保護措施來增強本國的工業技術實力，印度的化學和制藥工業實力壯大的部分原因是采取了專利策略。但是，現在全球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變化。與過去的時期相比，當今時代的顯著特征是：（1）經濟全球化，形成了全球生產的網絡；（2）地緣政治發生了變化，壹些國家更容易得到美國和其他先進國家的技術和相當大的發展援助；（3） 知識產權制度發生了變化；（4） 新的革命性技術（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發展正給社會的各行各業帶來新的壓力和機會。今天，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將面臨著其先行者沒有的限制，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面臨著時代的挑戰，發展中國家應該從以往爭論不休的“好的治理/壞的治理”（Good Governance/Poor Governance）中跳出來，放寬視野。好的治理以及好的政府對於發展是必需的，但是，今天發展中國家要應對挑戰，僅僅靠好的治理以及好的政府是不夠的，必須還要依靠創新。創新政策——包括科學技術議題以及工業、農業和服務業領域系統的學習的制度化（systematic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earning)——是經濟發展或重建計劃壹個至關重要的部分。要從更寬廣的視野看待科學技術的作用：（1）科學技術是經濟增長的壹個源泉。 當壹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對於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越來越重要的情況下，其科學技術基礎的鞏固支撐作用是無可替代的；（2）科學技術可以提高政府的效率；（3）科學技術政策（如果很好地構建），能直接解決農業、社會服務、水和衛生設施等基礎設施中緊迫的需求；（4）科學技術是國家發展的壹個杠桿，有助於促進國家的國際合作和抓住新的市場機會。
接著，報告評論了主要的發展趨勢，論述技術進步是經濟生產力的源泉。首先明顯的趨勢是區域間存在著差異。在MDGs內，存在著壹些緊迫的區域問題，如在許多非洲和南亞國家，艾滋病毒/艾滋病、結核病十分流行。而在大多數熱帶地區，瘧疾仍然是嚴重威脅著人的高死亡率的疾病，而這些地區又是十分貧窮、衛生設施十分差的地區。解決這樣壹些區域難題，需要新的合作形式。對於許多發展中國家來說，困難在於壹些難題是纏繞在壹起的（例如壹些非洲國家艾滋病是和勞動力市場的經濟機會聯在壹起的），生存與發展並舉，多個目標並存——政策改革和制度創建存在著相互關聯性。必須對內生能力有意識地進行投資， 大力促進私有企業的發展以及相應的金融、法律和政治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投資人的健康和健康的基礎設施。針對多年來對技術轉移的壹些錯誤認識，報告指出，技術從最廣泛的意義上講是壹個知識體系，實際物質形態的技術和儀器只是其中的壹個要素。技術深深依賴於學習模式、對新技術的適應和教育系統。因此，技術轉移不是無成本的，技術轉移集中在高新尖端是錯誤的。而對於市場力量流行於全球的趨勢，報告提醒人們，市場機制盡管在許多情況下是壹種有效的機制，但是市場有著內在的失效之處，例如對於公***物品、外部性和信息不對稱。單靠市場機制不能解決所有的發展問題，最簡單有力的例子是瘧疾疫苗市場的極端不發達，因為需求疫苗的大都是窮人，不可能很快吸引時刻瞄準著高額利潤的公司來投資。解決發展國家的發展問題需要考慮非市場的制度安排和模式。
在第三部分——科學技術和創新中，報告闡述了這樣壹個重要的思想：經濟的轉變是與包括技術進步和相應的制度創新之間相互作用的社會學習緊密聯系在壹起的。報告立足於20世紀80年代以來技術經濟史和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成果指出，從歷史上看，西方工業化世界的興起來源於各個層面的創新：制度、技術、貿易，組織和自然資源的利用等。正是在創新的過程中，適合創新的制度得到加強。同樣，在晚近的東亞成功的故事中，經濟騰飛促進了社會進步和政治民主化發展，例如韓國的情況。近年來關於國家創新系統的研究為深入認識創新提供了壹個框架。創新在國家或區域層面上表現為壹個系統行為。含義之壹是，不同行為者（政府、私人部門、大學和研究機構）的明確定位。對於發展中國家的難題是私人部門能力薄弱，而大學則負擔太重，既要履行教育和知識獲取的壹般使命，又要為地方服務，甚至只是為政府或私人部門的服務功能做開路先鋒，或從事應用研究；含義之二是，不同行為者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 。西方發達國家以及東亞成功的經驗表明，創新過程的制度、技術和組織因素是結合在壹起的，不同行為者以及不同組織之間存在著有效的互動。
對於發展中國家來說，轉變政府的行為和增強企業的能力是十分重要的。第壹，政府應該作為學習的促進者：（1）科學技術政策不僅是在供給方面的政策，而且應該包含需求政策，因此，科技政策和工業政策等就有著交叉部分。創新過程的每壹階段必須包含各種供給和需求因素的結合。這樣，科學技術和創新政策就成為工業、農業和服務業政策的核心，並創造市場和非市場機構之間清晰的聯系；（2）政府在創造知識的流動上應發揮重要的作用，即促進國外技術的轉移、擴散與國內研發之間知識流的整合。政府作為學習促進者的實質是，政府在它的所有政策中的作用必須是通過加強其他學習機構（學校、大學、政府研究組織、公司）的學習能力來提高學習。第二，企業是學習的中心場所，這是因為企業是技術進步（及相關聯的技巧和態度）的源泉、用戶和擴散者；（2）企業是正式R&D活動的驅動者；（3）企業的技術模仿不是直線的復制，也包含著“創新”；（4）企業發展帶動了壹些重要的制度變化，特別是金融和法律。從更廣闊的視野來看，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趨勢是技術匯聚，重要的突破和進展常常出現在學科交叉和整體的研究途徑上。因此，應該積極促進跨組織、跨邊界的信息交流和流動，促進跨部門之間的相互學習。 基於以上分析，報告提出了利用科學技術和創新實現MDGs的全球行動框架，包括五個部分：（1）改善政策環境；（2）建造人的能力；（3）促進企業活動；（4）投資研究與發展；（5）向前看（looking ahead）。
改善政策環境是利用科學技術和創新實現MDGs的全球行動框架的首要措施。這是因為，政府在創造適合應用科學技術於發展的環境上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更具體地說，政府的科技政策對於經濟轉變起著關鍵的作用。對於大多數發展中國來說，需要政策調整的壹個關鍵領域是政府接受相關科學技術議題咨詢的方式。科學技術咨詢需要能通向並抵達決策者。 首要的、必需的壹步是提供為咨詢服務的制度框架，並承諾支持這樣的框架。最成功的科學咨詢制度體系是高層領導人（總統或總理）的科學顧問辦公室以及國家科學和工程院。報告指出，國家科學和工程院是最成功的科學咨詢機制，如歷史上著名的英國皇家學院，當今的中國科學院和馬來西亞科學院等。
人力資本是壹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根基。建造人的能力的意義是不言而喻的。這包括為了經濟發展提高國家人力的整體素質。東亞成功的經驗表明，普及基礎教育是基本而有效的措施。相比之下，落後的拉美國家和南亞國家只有15%-30%入學率。取得高度經濟增長的發展中國家都對教育進行了大量的投資，如突尼斯把30%的預算用在了教育上。雖然MDGs努力在於普及初級教育，但是在第二級（中學）和第三級（大學）教育水平上的科學教育對於創新社會的重要性無論如何強調都不過分。因此，發展中國家應該在高水平的教育上重視科學教育。
促進企業活動在當今全球化的時代對於發展中國家十分重要。這包括充分利用從稅收規則和市場工具到消費政策的各種激勵措施，尤其要註重對中小企業扶持和幫助。在全球化的條件下，發展中國家面臨的挑戰是如何從已變得實用、多變的FDI中獲取技術。促進企業活動還包括保護知識產權、工業擴展服務 、政府購買和資本市場等相關方面的因素。報告指出，目前WTO的議程由貿易體系占據著，對於發展的考慮是零碎的。與國際規則接軌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壓力，而WTO盡管已有意向把貿易與發展問題結合考慮，但將會很困難。
投資研究與發展的主要目的是提高本國的科學技術能力。發展中國家科技發展普遍存在的難題是：（1） 導向問題: 以國際前沿發展為導向，可以獲得在國際出版物上發表論文的收獲，但是，可能會與國內發展問題相脫節。但是，若是集中在本國的發展問題，又可能會有脫離國際主流科學期刊和學術界的風險；（2） (企業)需求不明確，:缺乏對價值增值和更復雜的技術活動的需求；（3) 研究所和實驗室與企業隔絕。報告指出，發展中國家壹條重要的發展途徑是促進產學研各種形式的結合。成功的例子有澳大利亞合作中心(CRCs) ，中國的Spin-off（聯想,長城）。對於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投資不足問題，報告提出應該積極開辟國際合作渠道。
最後，要向前看。壹是要聚焦，通過目前世界各國普遍采用的Foresight方法確定國家未來壹個時期科學技術發展的優先領域；二要放寬視野，把科學技術的發展放在更廣闊的社會-經濟背景中，吸取公眾參與決策。